我们今天看宋史，会发现一个特别憋屈的现象：大宋真的不缺钱，不缺文化，不缺能人，但就是打不赢仗，办不成事。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件事，只要有人提出来，对立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再说。所谓的“政令不出汴梁城”，不是下面人不想执行，而是上面的政策三天一改、五天一变。王安石说得好，那些反对派根本讲不出新政哪里不好，就是“汹汹然以为不可”。这就好比现在的网络评论区，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一波人先扣帽子再说，至于事实是什么，根本不重要。但这种极致的言论自由，自由到可以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站队而骂娘，让大宋的国力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一点点漏光。等到金兵南下，兵临城下的时候，这种“异论相搅”的玩法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在亡国的倒计时里玩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就是史书上被称为“靖康党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大戏。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距离宋钦宗刚即位才14天，金军就已经兵临开封城下。按照正常人的脑回路，这时候应该是“兄弟们抄家伙，守住啊”！但大宋的朝堂上，各位士大夫老爷们在干嘛？他们在忙着站队、清算、翻旧账。金军提出的议和条件相当炸裂：要钱要地要人，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好不容易把金兵暂时劝退，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按理说应该抓紧时间整军经武、加强城防吧？结果呢？朝堂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亡国元凶”的大讨论。有人上疏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遵奉祖宗法度”，要赠司马光等旧党官员官爵，要录用他们的子孙。还有人直接甩锅给已经死了几十年的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当时有个叫崔鶠的官员，那战斗力简直爆表，他上疏说：王安石把敢说话的仁宗、英宗老臣都赶走了，司马光把他们请回来，天下就安如泰山；章惇、蔡京搞“绍述”，结果“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才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都怪王安石那一套，才招来了金兵！另一个侍御史胡舜陟也跟着起哄，说“王安石刻急之法，为害而未除”。这就好比房子着火了，不赶紧拎水桶救火，反而站在门口开辩论会：“这火是谁放的？是王安石还是蔡京？”更离谱的是，还真有人就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上神仙打架，今天听主战派的，明天又被主和派说服，后天又觉得主守派也有道理。三派人马吵得唾沫横飞，谁也不服谁。金兵围城期间，朝堂讨论的焦点竟然不是如何布防，而是如何清算蔡京余党、如何恢复“元祐之治”的道德正统。结果呢？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被排挤在外。种师道主张持久防守，却被冷落，最后含恨而终；李纲力主抗金，却被罢黜；名将吴革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出城牵制方案，却被一句“武人不可信”给否了。那朝廷信谁？说来那是极致的黑色幽默，信一个叫郭京的神棍！这位大哥说自己会“六甲法”，可以召来“六甲正兵”，只要7777个人就能生擒金帅退敌。离谱的是朝廷居然信了，给他高官厚禄，让他负责城防。结果呢？郭京打开城门，他的“神兵”一触即溃，他自己撒腿就跑，金军顺着就攻进了汴京。在“异论相搅”的不停发酵下，宁可相信神棍，也不相信能打仗的将军；宁可争论“立法新旧”的道德正确，也不争论“边境虚实”的军情急务。 当时汴京城内有守军超过20万，而金军孤军深入，只有大约6万人。但凡朝堂上能少吵两句，但凡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一个连贯的决策，开封也至于守不住。结果却是，在权力的猜忌、道德的内斗和决策的混乱中，北宋自己把自己给拆了。最后吵出了一个“靖康耻”，两位皇帝连同三千皇亲国戚被一锅端走，进行“北狩”。到了南宋，经历了亡国危机，大家总该长记性了吧？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