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杜月笙在歌舞厅看中一个15岁的歌女，他上前搂住她的腰，说道:"做我的女人吧。"歌女吓得转身就跑。看着歌女慌张的样子，杜月笙玩味一笑：你迟早是我的。

那个女孩叫陈帼英，苏州人，家道中落，十来岁被人卖到上海学戏，辗转落脚在"大世界"歌舞厅。

她长得清秀，一双杏眼格外惹眼，唱了没几天，就被杜月笙盯上了。

她当然知道杜月笙是谁——上海滩讨生活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青帮大亨，手眼通天，一句话能让人消失。正因为知道，才觉得腿软，当晚就收拾东西想溜。

戏班班主拦住她，苦口婆心劝道："丫头，你往哪跑，杜先生看上的人，跑到天边也找得到。

不如顺了他，还能享几年福。"陈帼英没有说话，靠着墙坐下来，坐了很久。她没跑，但也没答应。那一夜漫长得像一辈子。

杜月笙不急着逼，让人每天往她住处送东西，鲜花、绸缎、首饰，放在门口就走，不问要不要。

陈帼英把那些东西全锁进箱子，不穿，不戴，当不存在。她以为这样就能扛得住。

讲真的，这种扛法撑不了太久。

又过了些时日，杜月笙亲自来了。车停在楼下，他摇下窗说："出来吃顿夜宵。"

陈帼英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楼，上了车。

他没再提那句话，只是随口聊，问她苏州老家，问学戏的苦，问将来想要个什么样的日子。

说着说着，陈帼英眼眶红了。他把手帕递过来，一句话没说。就是那一晚，她心里有道门没关严。没过多久，她让人带话给他："我愿意。"

杜月笙当即在法租界替她和母亲置了一幢洋房，里里外外收拾妥当才让她搬进去住。

她没有名分，是妾，但头几年他来得勤，待她还算周到。她先后为他生了三个女儿：杜维勤、杜维宁、杜维敏。

孩子一个一个落地，她的心也一次一次往里收，觉得日子总算有了根。

那几年，是陈帼英一生里过得最像"家"的时光。唐人有句诗说得真切，"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只是那时候的她，还不懂这句话有多重。

可上海的风向，从来都不是她能拿捏的。

1949年，局势大变，杜月笙携家眷去了香港。

陈帼英随行，住进香港的杜公馆。公馆里的女人不止她一个，姚玉兰、孟小冬都在，各有来头，各有名分。

陈帼英慢慢发觉，自己的屋子在公馆的角落，逢年过节能不能见到杜月笙，靠运气。她的心一点点凉透，最终开了口，说要回上海。

杜月笙没有挽留，给了一笔钱，让她走。

她站在公馆门口，提着行李，回头看了一眼那幢楼，没再多说什么，转身上了车。说起来，那条回去的路，比来时孤单了不知多少。

回上海后，陈帼英带着三个女儿住在一栋小洋房里。女儿们渐渐长大，嫁了人，一个一个离开。她独守那屋子，靠街道工厂的微薄工资度日，往来的不过是楼道里的几个邻居。

六十年代中期，她在时代的动荡里悄然病逝，终年63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是附近居委会几位大妈帮忙料理的后事。

三个女儿后来赶到，哭了一场，把她葬在上海西郊某处。后来公墓几经迁移，连骨灰去了哪里，也没人知晓了。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守在床边的是孟小冬和姚玉兰。那个当年在歌舞厅里转身逃开的苏州姑娘，大概已从他的记忆里消失很久了。

陈帼英这一生，每一步几乎都是被人安排、被迫接受的——苏州的贫寒，上海的歌舞厅，法租界的洋房，香港公馆的角落，最后是上海西郊那块再也找不到的土地。

时代把她裹进去，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

唯一一次算是她自己的，是1918年那晚，在上海的歌舞厅里，有人搂住她的腰，她转身就跑；

那个十五岁的陈帼英，用那一次本能的挣脱告诉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答案，她一生所有的抵抗与坚守，难道不都藏在那一次转身里吗？

文章来源：《杜月笙传》、上海地方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