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骂别人弯腰的时候，声音很响，仿佛自己一生都站得笔直。
那天早晨，老陈坐我的车去上班。车子刚驶出小区，他就把话匣子打开了。
他说，现在这机关风气不行了。办公室主任中午给书记、镇长送饭，说是他们工作忙，常常顾不上吃饭。老陈说到这里，嘴角往下一撇，眼里满是不屑。
“巴结领导，也不能巴结到这个份上吧？”
他说这话时，语气硬得像一块石头。
我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收回到前方的路上。清晨的街道还带着凉意，早点铺门口升着热气，路边的环卫工人正弯腰扫着落叶。车窗外，人来人往，各有各的奔忙。车窗里，老陈坐得很稳，像一个经历过世事、看透了人情的人，正在审判一个他早已不屑的世界。
我没有接话。
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句话忽然堵在心口。
我想起三十年前的老陈。
那时候的老陈，也曾是办公室主任。年轻，精干，腿脚快，眼色更快。书记茶杯里的水浅了，他第一个看见；镇长桌上的文件乱了，他第一个整理；领导晚上加班，他陪着；领导早晨开会，他提前把材料摆好。那时的他，像一根拧紧的发条，围着办公室、会议室和领导房间转。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画面。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机关院子里冷得发硬。我去送一份材料，刚到书记门口，就见老陈从屋里出来。他一只手提着尿桶，另一只手扶着桶沿，低着头，脚步很轻，像怕惊动了谁，也像怕被谁看见。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脸上，他没有尴尬，也没有迟疑，只是熟练地把那只尿桶提了出去。
那一幕，我一直没有忘。
可老陈，好像忘了。
三十年过去了，尿桶不见了，盒饭来了；旧办公楼拆了，新办公楼立起来了；煤炉子换成了空调，搪瓷缸换成了保温杯，文件袋换成了电脑包。机关里的桌椅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有些东西并没有真正变。
变的，只是看客的位置。
当年自己提尿桶的时候，那叫工作细致，那叫服务周到，那叫办公室主任有眼力、有担当。如今别人送一份午饭，便成了巴结，成了媚上，成了没有骨气。
人最厉害的本事，有时候不是记住了多少事，而是忘掉了多少不利于自己的事。
我并不想替那个送饭的办公室主任辩解。饭盒里装的，未必只是饭，也可能装着讨好，装着算计，装着升迁路上的一点小心思。机关里的很多事，本就不是非黑即白。一份饭，可以是体贴，也可以是投机；一句问候，可以是关心，也可以是铺垫；一次弯腰，可以是职责，也可以是献媚。
可我更难受的是，老陈骂得太干净了。
他把自己摘得太干净了。
仿佛他从来没有在领导门前等过，从来没有把茶杯端得小心翼翼，从来没有把笑脸堆得恰到好处，从来没有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场合里，把自己的尊严往袖口里藏一藏。
人老了，常常喜欢给自己的过去重新命名。
曾经的低头，叫忍辱负重；曾经的迎合，叫顾全大局；曾经的逢迎，叫年轻时不懂事；曾经的委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等到同样的事落到别人身上，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站在道德的高处，指着别人说：你看，他没有骨头。
这世上最锋利的讽刺，不是坏人骂好人，也不是小人骂君子，而是一个曾经弯过腰的人，年老之后，开始嘲笑别人弯腰的姿势不够体面。
老陈还在车上说着。他说现在的干部太会来事，太懂投机，太没有原则。他越说越激动，仿佛那几份午饭已经败坏了整个世道。
我听着听着，心里竟生出一点悲凉。
也许老陈并不是故意虚伪。他可能真的忘了。岁月像一层厚厚的灰，落在人的记忆上。那些让自己难堪的、卑微的、讨好的、不得已的旧事，被灰盖住了；而别人身上一点相似的影子，却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人看别人，总是眼明心亮；看自己，却常常隔着一层雾。
车到单位门口，老陈推门下车。临走前，他还不忘补一句：
“现在这风气，真是不像话。”
我笑了笑，说：“是啊，有些风气，确实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没听出我的意思，背着手往办公楼走去。阳光从楼角斜斜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影子一会儿直，一会儿弯，落在地上，像一个人这一生说不清的姿态。
我坐在车里没有马上走。
这时，办公楼门口，一个年轻人提着几份盒饭匆匆上楼。他走得很快，头微微低着，像怕饭凉了，也像怕被人看见。恍惚之间，我竟把他的背影看成了三十年前的老陈。
一个提着盒饭。
一个提着尿桶。
东西不同，姿势相似。
我忽然觉得，时间真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老人。它不说话，只把旧人放到新人的位置上，又把新人推到旧人的路上。等走过来的人老了，再让他站在路边，指着后来者骂一句：你怎么能这样？
其实，谁又比谁干净多少呢？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只旧尿桶。它藏在记忆的角落里，盖得严严实实，平时不愿打开，更不愿让别人看见。我们宁愿谈风骨，谈原则，谈世道人心，谈年轻人不成样子，却很少愿意回头看看，自己当年为了生活、为了前途、为了位置、为了那一点被看见的机会，曾经怎样低过头、弯过腰、陪过笑。
我不是要嘲笑老陈。
说到底，老陈也只是我们身边许多人中的一个。甚至在某些时候，他也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