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老爷子就着半碟花生米，突然开了口。
他指了指墙角那箱还没拆的景芝酒，问刚发了工资的孙子：“你猜，这酒，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卖多少钱一瓶？”
孙子夹了口菜，随口猜：“七几年？那会儿……不得几毛钱？”
老爷子摇摇头，伸出一根手指，再弯了七下：“一块七毛六。”
他放下筷子，像是陷入一个很深的念头里，声音不大，但整个饭桌都静了：“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三十五块。不吃不喝，能扛回来整整二十瓶。”
他说“二十瓶”的时候，腰板都挺直了一点，眼睛里有光。
那是一种把整间供销社的好东西都搬回家的光。
空气安静了两秒。
老爷子又把头转向孙子，眼神变得很直接：“你呢？现在一个月，到手多少？”
“三千五，爷爷。”孙子扒拉着碗里的饭，声音闷闷的，“刚够花。”
三千五。
老爷子没说话了，浑浊的眼睛盯着桌上那瓶酒，一根手指在油腻的桌面上，一下，一下，无声地敲着。
他在算一笔账。一笔跨越了快五十年的账。
工资，从35块，变成了3500块，不多不少，翻了一百倍。
那这酒……
他忽然停下敲动的手指，抬起头，像个终于解出题的小学生，看着孙子，一字一顿地问：
“那这酒，要是也跟着翻一百倍，是不是就得卖……一百七十六块？”
孙子没立刻回答。
他只是默默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购物软件，把屏幕递到了爷爷眼前。
上面的标价，清清楚楚。
老爷子看着那个比“176”还要再多一点的数字，很久很久，一句话都没说。
最后，他只是把孙子那杯满了的酒，端过来，自己喝了一大口。
有些账，不能算。
一算，手里的酒，就跟白水一个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