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圣境丨民国武当山金殿历险记
武当山金殿位于海拔1612米的武当山天柱峰顶，是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巅峰之作，也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大修武当的点睛之笔，具有宗教、历史和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突出价值，长期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推崇。明清时期，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呵护下，武当山金殿不仅巍然屹立，熠熠生辉，而且赢得了无数人的倾戴瞻拜和礼赞咏叹，成为武当山最具影响力和显示度的信仰空间。然而，就是这样一处神圣的宗教建筑和世界级的国宝文物，却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民国年间迭遭横祸，屡陷绝境，多次经历被劫掠盗毁的严峻考验。尽管在本山道众、地方乡民和有识之士的誓死护持下，民国武当山金殿终得历劫脱险，幸免于难，但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今时维盛世，运启昌隆，当我们再次仰望金殿，重新回眸那段惊心动魄的尘封往事，仍然不由人不唏嘘感慨，深长思之。
民国武当山金殿的第一次劫难，发生在民国元年（1912）2月。彼时南北和议初成，清帝逊位，民国肇造，社会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但武当山金殿却偏偏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据事发后遵奉时任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委派前往武当山实地调查的张难先回忆，祸事的起因是季雨霖“信妄人言，以武当金顶为真金”，遂遣部下钟鸣世“带兵一队往取之，以充军实”。作为一介武夫的钟鸣世抵达武当山后，既没有认真查证情实，也没有“与地方官绅商酌办理”，而是恃武骄狂，“闯然直入”，不仅“沿途捣毁塑像”，还扬言要“拆毁金顶，销铸神像”，甚至公然责令太和宫道士当场拆下金殿海马，遭拒后则“以东洋刀砍檐瓦及玉磬架数处”。钟鸣世的鲁莽暴行，迅速激起了武当山地方民众的愤恨，就在他们止宿太和宫当晚，“燃灯时突有居民数百人持刀矛入”，与分居天合楼的士兵展开格斗，最终酿成“居民死十三人，兵士死二人”的惨剧。由于事发突然，又慑于民众的啸聚抗争，钟鸣世丢下二名殒命兵士的尸首，径率余部仓皇逃遁，但临去时仍威胁报复，恫言“三日即有大兵至”，于是“居民震恐，惊扰异常”。幸亏张难先及时赶到，他一面求证碑记，索阅山志，反复确认武当山金殿、神像及供器皆为铜质金饰，同时又详细了解双方冲突的原委和经过。为防止钟鸣世“捏词以重祸斯地”，张难先顾不上细览名山，便“急归复命”，希望能“薄惩其当罪者，以慰冤魂”，但招讨使季雨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并无查究追责之意，遂致此事囫囵收束，不了了之。不过，钟鸣世后续亦无相关报复行动，武当山金殿也得以侥幸躲过一劫。
然而，正所谓一波甫平一波起，钟鸣世事件刚刚消停，武当山金殿就经历了又一次新的摧折。据民国元年（1912）4月2日上海《民立报》报道，有武人张南轩亦听信俗传，误以为武当山金殿“金瓦金砖以及所用器具无一非金属成者”，遂“先令军士一小队至该山调查一切”。但他们觊觎金殿的图谋，很可能被警觉的武当道士提前侦知，因此当这些荷枪实弹的军士威风凛凛到来后，事前已有所防范的武当道人乃“先用假殷勤之手段将各军士格外款洽，所有枪弹均请卸下，并置酒与之饮”。就在众军士放松警惕开怀畅饮之际，“道人邀集同人各执刀棍至席间乱砍乱杀”，此时张南轩部下“有二军之枪尚未脱手，即行开枪猛击”，于是双方陷入一片混战，最终武当山道人被“击毙数人，伤二十余人”，张南轩部下“亦毙一名，伤五六人”，始“各自逃归”。事后张南轩“又添带军士至该处详细查验”，才发现武当山金殿“砖瓦等件系以紫铜造成，并非金铸”，奈何枉死之道人与军士已不能复生。凶讯传来，即便报道立场更倾向于张南轩一方的《民立报》，最后也不得不痛惜叹惋“但此一般死伤之人，非聚九州之铁不能铸也，冤乎哉”！武当山金殿的这次劫难，是以“襄阳通信”的形式刊载于《民立报》第八页“新闻三”上，内容比较简短，叙事也比较简略，部分细节和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民国武当山金殿的第三次劫难，同样发生在民国元年（1912）。是年十月，时任襄阳安抚使的周逢生趁时局混乱，勾结英、日等国不法分子，妄图炸毁金殿，劫掠文物。消息传到武当山，道众大哗，群情激愤。太和宫住持朱承熙、李能铵紧急召集武当山各宫当家共商对策，决定以信士弟子为骨干，广泛发动周围民众，誓死护卫金殿。为此，他们不仅广发《保卫金殿、护持祖师道场、天下得宁》的告民众书，还团结依靠草店士绅罗立安等地方名流，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十月十七日，周逢生一伙从襄阳进入武当山，夜宿紫霄，地方民众则头缠红巾，手执线香，星夜兼程抢登金顶，以备不测。次日中午,周逢生督率四十余名手持大刀、肩扛洋枪的兵勇和十几名肩担雷管、炸药的脚夫，浩浩荡荡直奔金顶。数百名护卫金殿的民众则在武当道人的带领下坚守紫金城严阵以待，双方照面后话不投机，旋即发生激烈械斗，刹那间枪声大作，弹雨纷飞，冲在前面的几名道人和民众相继中弹倒下，但大家毫无畏惧，反而高呼口号，更加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接连毙伤数名狂徒，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周逢生一伙准备丧心病狂地发动反扑时，第二批保卫金殿的民众也抬着土炮，举着火枪、梭标和大刀从后山包围上来，与紫金城内的道民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周逢生一伙见势不妙，只好丢下伤兵和几具尸体，狼狈逃窜。此役武当山方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死伤十一名道人和民众，才最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金殿的安全。这个道民同心保金殿的故事，虽然暂时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官方档案或文献记载，但却一直在武当山地区口耳相传，流播很广，甚至还被演绎成了小说家言，反复为人称诵。
经过民国元年（1912）的三次劫难，武当山金殿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民国九年（1920）前清进士河南商城人熊宾莅任襄阳道尹后，礼聘武当山全山道总徐本善等九名在山道人纂辑山志，谋兴道业，武当山金殿也仿佛看到了重光的希望。
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民国悍匪老洋人张庆从河南流窜至郧襄地界，武当山金殿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兵燹之祸和无妄之灾。据民国十一年（1923）12月5日北京《晨报》报道，以老洋人张庆为首的“匪徒三千余人”进入鄂境后，围攻老河口不利，乃窜至均县西北之龙门镇，先是割断电线阻隔郧襄官军的消息往来，接着又听说武当山太和宫祖师庙最富，即登顶劫掠，时庙中道士已尽行逃去，“匪见庙内有黄金建造之大殿一座，遂拟将金殿拆毁，图劫黄金，讵该金殿异常坚固，拆毁不得”。当地民众见状，纷纷跪求哀告，并言“祖师灵官，灵应异常，不可毁坏”。自幼生长于豫中平原真武信仰重镇的老洋人张庆得闻，因“迷信神权”而“颇有悔心”，但其部下“以灿灿黄金，不愿舍弃”，又“多主拆毁”。最后，也许是老洋人张庆动了敬神之心不同意拆毁，也许是迫于鄂豫两省官军进剿的紧急情势来不及拆毁，总之武当山金殿还是幸得保全，又一次逃脱了被毁的厄运。
以上粗略叙述，即识见所及民国年间武当山金殿遭遇的种种摧折和磨难，其处境之困顿，情势之危迫，死伤之惨烈，时至今日，犹令人闻之悚然，思之动容。
作为武当山真武祖庭至高无上的神圣空间和信仰象征，武当山金殿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影响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广为流传，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逃避迭遭横祸、屡陷绝境的时代命运，究其根本，全在于民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混乱失序，既无以保障宗教之生存，亦无以守护文物之传承。
这也再次警示我们，无论宗教事业还是文物保护，皆有赖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长期稳定，只有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才有宗教的生存发展和文物的传承昌盛，否则就只有无休止的劫难和苦痛。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民国武当山金殿之所以能够多次历劫脱险，也离不开武当道人和地方民众的誓死护卫。面对动荡年代骄兵悍匪的武力和杀戮，他们并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接力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同时也生动诠释了中国道教和中华民族临难不苟的道德操守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
作者：张全晓，男，博士，广东嘉应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道教文献和道教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祈福胜地太极武当仙仙的武当武当山这就是武当 丹江口·武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