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断了八路军的军械供应，那段苦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彼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嘴上说的好听，到真正抗日的时候，却在背后搞事情。这一年，国民政府逐步断绝了八路军的军械供应，让八路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各个八路军的根据地虽然名义上有煤有铁，但这些资源大多数都处于尚未开采的状态。且不说开采的设备匮乏，人工开采缓慢，单说这些矿石就算被挖了出来，想要变成枪炮，也还要经过复杂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出售矿石，再用钱采购武器。亦或者是自己提炼矿石，再通过兵工厂制造武器，两者面临的困难都不小。
一来是蒋介石不仅断了供给，甚至还实施封锁，不仅是武器弹药，就连日常生活用品都要限制，至于盐、药，则更是重点管控。二来是八路军手里的设备落后，顶多是修械所水平，老虎钳和铁锤都算得上是核心资产了。
除了物资的限制之外，还有人才方面的限制。在那个时代，“人才”凤毛麟角。以晋冀豫根据地为例，几千人的工厂中，真正受过高等教育、懂点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也只有不到30人而已。即便是这几十人，文化水平也未必能够达到制造枪械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虽然暗中作梗，但毕竟有所忌惮。反而是日伪军的封锁力度，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日伪军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交通线和碉堡，对八路军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物资封锁。想去白区买点合金钢、硫酸等物资，既要过国民党的关，更要过日伪军的关，简直就是用命在换。
即便如此危险，仍然无法采购到所需物资，有钱也买不到的情况十分常见。刘鼎部长当年曾感叹，这种封锁是“致命打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果不能实现材料自给，所谓的兵工生产就只能是无本之木。
既然外购无门，那就只能向敌人要，从战场拿，“缴获敌人，武装自己”。
当时最紧缺的是什么？可能出乎很多读者朋友的意料，不是火药，而是子弹壳。一颗子弹，弹头可以土法翻砂，底火可以化学合成，唯独那薄薄的黄铜弹壳，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复装比新造要更容易。
所以，八路军内部出现了一种苛刻制度，想要领子弹可以，拿子弹壳来换，一个弹壳换一颗子弹。
除了弹壳之外，根据地的钢材也很匮乏。但八路军有自己的办法，不是挖矿炼钢，而是去敌人的手里拿。日军哪里的钢铁最多？当然是日军的铁轨，这是现成的钢材，拿过来就能用，而且还能给日军的补给线造成麻烦，一举两得。
因此，八路军发动群众，与部队一起拆日军的铁轨。当时的局面很壮观，战士和民兵成千上万，到了晚上就借着夜色掩护，冲向日军的各个铁路段。拆完日军的铁轨，连夜运进深山，把这些轨道钢变成生产枪炮的原材料。
晋冀豫、陕甘宁、晋察冀，这些地方生产枪械所用的优质钢，几乎全部是从日军铁路线上夺回的轨道钢，让八路军的枪炮生产，就这样运转了起来。
不过，战场上夺物资的手段虽然高明，却并不稳定。毕竟这样的事情风险很大，日军一旦有了察觉，落入敌人的圈套，损失就大了。能夺轨道钢自然是好，但日军加大兵力时，自然也就只能暂避锋芒。
所以，想要稳定生产，除了战场去夺之外，还要有更稳定的物资来源，以维持八路军兵工体系稳定运转。
当时，为了解决冶铜和制硝的难题，各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材料捐献和收购运动。老百姓把家里的铜制品和旧铁锅都交上去，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资储备。
“熬硝运动”，正是在那段时期展开。硝石很重要，是制作黑火药的必需品，也被日军列在了重点管控的清单中。因此，硝石需求量大，但拿到硝石的渠道太少，需求缺口很大。想要保证战斗力，就得保证硝石稳定供应。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八路军有自己的办法搞到硝石。党组织动员了千家万户，在各家屋檐下、厕所旁扫硝、熬硝。一家能够提供的硝不多，但人民群众就像是“汪洋大海”，积少成多，硬是让晋绥边区的火硝不仅实现了自给，甚至还能支援其他根据地。
除此之外，在八路军兵工史上，还有三项技术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分别是白口铁焖火、塔缸法制硫酸、以及锌铜合金的冶炼。
首先说这个“白口铁焖火”。当地产的铸铁非常脆且硬，根本没法切削加工。陆达等技术专家在简陋的窑炉里摸索出了韧化处理技术，直接让根据地能够大规模生产炮弹和手榴弹壳。
其次是硫酸。没有硫酸就没有无烟火药，也就没有现代炸药。晋察冀的技术人员在山沟里用大水缸代替昂贵的铅室，搞出了“塔缸法”。这种“土洋结合”的壮举，让八路军的火药技术实现了从黑火药向无烟药的质变。
最后是冶铜。到了抗战后期，光靠回收旧弹壳已经跟不上消耗了。1944年前后，技术人员通过提炼铜元和麻钱，成功配比出了三七黄铜。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复装”子弹，更具备了“全造”子弹的能力。
综上，蒋介石给八路军出了一个大难题，但八路军面对这样的困境时，却依靠人民完成了华丽蜕变。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最终取得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