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一地下党同志拿到重要锄奸情报，打开才发现通缉对象竟是革命内部的自己人！
1942年初夏，滇黔交界的山道被雨水泡得泥泞不堪，盐巴运输因此中断，铜陵周边村寨粮菜失了滋味。就在这一片看似寻常的“缺盐风波”背后，一场围绕情报与背叛的暗战悄然拉开。铜陵地下交通站的负责同志孙林，这几天一刻也不敢松懈，因为两名潜伏在大姚村的战士前夜突然被日军锁定、押往仇家店据点的消息，令情报网像被抽走主梁般摇晃不稳。
日军不是第一次扫荡，可此前屡屡扑空，这一次却准确无误地拎走了从未暴露的联络员。唯一合理的解释——有人在里应外合。铜陵站先把怀疑目光对准北面的各小据点，却发现那边的日军情报仍旧模糊，真正的破口极可能就在本地人脉里。

为追索线索，孙林决定向外围暗线求助。他换下灰布长衫，挑起粪桶混入墟市。正午日头烤得街巷冒烟，他把斗笠压得低低的，步履迟滞仿佛真是一个靠体力吃饭的苦力。布店后院角落里，一张被油渍浸透的包袱纸悄悄塞进竹篓。他顺手抹去汗水，扛起扁担就走。街口遇上巡逻宪兵，哨兵嫌臭味冲天，只挥手放行。“老孙，你这一担粪可沉啊。”“沉点好，里头装着命呢。”他低声一句，继续往前。
纸条来源稳妥，落款是“楷”字。华明楷潜伏在铜陵城内，专司侦知日军动向。华明楷在信里提到，石佛乡乡长郜德恩近期频繁夜访城西卫戍分队，并曾私下索要过两名被捕战士的相片。郜德恩原是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抗战爆发后回乡出任乡长，用修路、救济博得好名声，在群众当中风评不差。如此一张“体面皮”，刚好是最难戳破的伪装。

孙林没有急于动手，他先按照组织条例，对郜德恩接触过的每一条联络渠道进行隔离，再把一份精心编造的“新四军大队将夜袭龙塘湾”的情报，通过郜德恩惯用的暗门子传到日军宪兵队。“郜乡长，这情报可准？”日军中队长眯眼问。“绝对没错。”他拍着胸口回应。第三天夜里，敌军抽调了两个小队，赶赴龙塘湾设伏，结果那里除了峭壁与山风，根本没有半个人影。与此同时，新四军悄然拔除了仇家店据点，缴获弹药两车。
战果摆在眼前，日军恼羞成怒，马上追查情报漏洞。郜德恩被反扣双臂，拖进宪兵司令部。处于十面疑云中的他既无法自证，也不敢吐露真实身份，审讯室的皮鞭一声声落下，他只剩痛苦呻吟。孙林带着几名同志潜伏在巷口，听见那凄厉叫声，知道反间计已达目的，但心里并无快意——两名牺牲的战士还没能入土。

铜陵站随后把卷宗一一核对：郜德恩利用乡长职权，暗中调阅户籍册，又趁着夜间“慰问”借口，向村民探听陌生面孔来历，终将那对战士身份拼合完整，并在数日前送交日军。更阴险的是，他曾伪装受创，绑上绷带谎称与日军冲突受了伤，以此赢得村民与同志的信任。资料汇总成册后被迅速北送，根据地安全班子据此修订了交通线规则：凡持有正式介绍信者，仍须由两名以上负责人当面核验；一旦断线，宁可停运情报，也绝不冒险恢复制度。严苛，却是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外患之外，内患更险。抗战期间，日军在滇南设立的“讨伐课”每月拨出专款，用于收买地方武装与乡绅。人心易变，利益驱使之下的背叛时常发生。史料记载，仅1942年，滇黔边就有七名乡保长暗投敌伪。郜德恩不过是其中一个较早被斩断的毒瘤。所幸，地下党在长期斗争中已形成相对完备的内审与反间体系：多重联络口令、交叉验证的暗号、以及“可毁、可弃、不可追根”的文件管理原则，才让网络在一次次撕裂后仍能迅速愈合。
郜德恩的下场无人再提，他消失在日军秘密看守所的高墙后。大姚村的夜又恢复寂静，但从此以后，铜陵一带的暗号频频更换，接头地点像漫山遍野的蚂蚁洞，随时可以转移也随时可能塌方。地下党人深知，这条藏在泥土与血泪里的通道一旦被照亮，便是性命与大局同在生死线上秤量的时刻。于是，他们收紧了所有孔洞，关上了信任的大门，只留下最冷静的计算和最谨慎的光亮，为后来的胜利默默撑起一道看不见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