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北平城里有个瘸腿老头，都快吃不上饭了，可你猜怎么着——他吃窝头用的是一副刻着德国老鹰的银刀叉。那东西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外国皇帝送的，家里能当的都当了，就这个死活不舍得卖。

那老头从前住的是大院子，后来沦落到住破庙，全靠以前一个老仆人接济。那仆人也不富裕，每天拉完黄包车，从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回来，削掉烂叶子，用井水洗干净给他送去。仆人给他送窝头，他拿银刀叉切，这画面说出去谁信。

就这穷样，前几年日本人找上门，提着两箱子酒和五十根金条让他出来做事。他愣是让人把东西全扔到门外，门口贴了张条子写着谢绝访客，一贴就是八年。中间还有人来说情，全被挡回去了，他还在报纸上登声明说自己有病不问外头的事。你说他傻不傻，都快饿死了还摆谱，可他就是不低头。

转折来得挺意外。有个收藏字画的主儿，家里存着一堆值钱的老画，什么平复帖游春图都在他手里，为买这些画连祖宅都卖了。这人找到老头说，时局乱下人不懂行，想请您去帮我照看这些画。包吃包住还给零花钱。老头想了想就去了。

搬进园子以后给他安排了西厢房，窗外有棵老海棠树。这老头怪得很，整天把自己关屋里看德文书，偶尔摆弄棋谱。主人家聚会吟诗作画他从来不参加，也不掺和人家家务事，就守着那间屋子过日子。

五一年文史研究馆成立，那是个专门收留老学者老名流的地方，第一批请的人平均七十岁。有人推荐老头去当馆员，每月六十块钱。他每天七点半出门，拄着拐杖走四十分钟去上班，校对北洋时期的旧公文，从不迟到。工资除了买德文书，剩下的总想塞给收留他的那家人，可人家从来不收。

五八年春天老头走了。临走前三天还在整理他翻译的一本书，字写得工工整整，用的是最便宜的毛边纸。他留下的东西就两样，那副跟了他大半辈子的银刀叉，和满满一箱子从德国带回来的书。

送葬那天没几个人，没有花圈也没有悼词。那个拉黄包车的老仆人站在人群后头，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在袁家大院喂马的日子。那时候少爷每天从书房出来，总要在廊下站一会儿，看院子里的海棠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