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将军当年指挥作战有多厉害？他所制定的战略战术怎样改变了整个解放战争？
1946年盛夏的一个夜里，华中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的油灯亮到天蒙蒙亮。陈毅放下地图，略带疲惫地对身旁的同伴说：“敌人十二万，我们只有三万，要不要撤？”　“再等等，”粟裕低头看着地形沙盘，“他们明早必走泰兴公路，到时捅一下腰眼，就散了。”短短两句话，决定的是苏中战役的走向。
决定留下并非冲动。三个月前，中央军委电报强调“拉长战线，寻找外线机动”，但粟裕审视苏中纵横的水网，断定此地最适合用内线磨消敌势。战区补给线短，乡亲船只随叫随到，一旦把国民党军拖进纵深，兵力差距就会被地形稀释。事实印证了判断：七月底的海安、如皋一线接连得手，李默庵麾下数个师陷入疲敝，而华中野战军的伤亡只在可承受范围。

有意思的是，胜利刚传回延安，毛泽东却并未急于表扬，而是追问决策过程。电报里只有一句：“战机判断何据？”粟裕回得简洁，“敌依公路，我控水网；敌求快战，我拖日月。”行文平淡，却透露对局部优势的分寸拿捏。随后，中央正式调整方针，要求各解放区“以短促突击消灭分散之敌”。
这种“先斩后奏”的魄力并非源于一时。更早的1940年黄桥鏖战，他第一次带兵独立出击，以七千余人敲碎敌两万部队的合围。紧接着，抗战胜利前夕，华中军区领导层变动，不少人默认粟裕顺位升任司令。他却把名单推回，提议由年长且熟稔地方工作的张鼎丞出任，自己退居副手。旁人不解，他只说：“谁合适，谁就上，战场可不认官衔。”这种处事原则，为后来与陈毅的配合奠定信任。

1947年，随着国民党大兵南压，中原形势日益紧迫。中央要求华野分兵北上策应刘邓大军，但粟裕认为时机未至。他在阜阳小站向陈毅摊开一页草稿：“若分兵，华东剩多少？三个月挨不住。”陈毅沉吟片刻，提笔加了两行：“可否先打兖州，后谋北上？”意见上报，中央最终采纳，华东主力得以保持完整。
进入1948年，战局陡变。先辽沈，后平津，东北与华北捷报频传。此时国民党在徐蚌线集中主力三大兵团，妄图突围东进。粟裕判断时不我待，把原拟在蚌埠一带歼敌的“苏北方案”推演成覆盖徐州、海州、蚌埠三角的大规模围歼。有人担心兵力不够，他反问：“让他们跑回长江，再打船仗？”此刻，再保守就是错。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合围发起总攻；六十六天后，55万国民党主力土崩瓦解，史称淮海战役。

短暂喘息后，渡江问题摆到桌面。中央计划来年春暖水涨再行动，可南岸守军正换防，江面舰只不备。粟裕趁夜电告军委：“江风正顺，可先行局部出奇，再转全线合击。”命令尚未回，江上已点点火光，先头突击营横渡成功。毛泽东回电：“善。”“听到你赢了，”陈毅笑着调侃，“这回又是先奏后斩吧？”粟裕摇头，“是前线形势逼人，不是我急。”

战火终在1949年春天熄灭。回望数年鏖战，粟裕留下的不只是夺城数目，更是用兵逻辑。第一，善借地形，把劣势化进优势；第二，敢对上级说“不”，但须拿得出成算；第三，政治服从大局，关键时刻让贤不争。这样的复合型能力，在那场旷日鏖兵中弥足珍贵。
1970年，他赴西南山区勘察国防工事。报告写满手稿，归结成一句话：“山河可恃，更要人心可托。”在场的年轻参谋后来回忆，那位头发花白的上将步履短促，仍爱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眼里有当年黄桥的锋芒，也有淮海岁月沉淀下的稳重。枪声早已远去，但当年那些以少胜多、因地制宜、敢作敢当的思路，照例被后世军官当作教范，被史家视为解放战争走向胜势的关键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