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仅派5000人围剿吕正操，结果被他说不够，要打就来10000人才能过瘾！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头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副官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小声问：“团长，可真要跟着少帅硬顶到底？”吕正操把军帽压低，“国土都丢了，再软下去，就没脸见乡亲。”一句话，定下了他后半生的方向。
那时东北已陷，许多军官习惯把败退归咎于装备，可吕正操偏不这么想。他把名字里的“言”字改成“操”——字少了，却多了一股刚劲。他常对身边参谋说：“刀和枪都是铁，关键看谁握着它。”在陕西短暂停留后，他带着第53军691团南下进入冀中，那里河渠纵横，庄稼地一眼望不到头，正适合游击作战。

进入冀中后，困难立刻显现：迫击炮有限，步枪子弹得来全靠缴获。吕正操索性制定了一个怪规矩——撞上敌人，先拼刺刀，除非万不得已，不开重火；枪声一响，日军会立刻呼叫炮兵和航空兵，拼不起那种消耗。他曾把一箱意大利造轻机枪摆在士兵面前，说：“别迷信洋货，能让敌人倒下的，才是好家伙。”大家听得直点头，士气竟比添了枪还高。
1941年9月的一天上午，冀中军区的简易司令部突然被十几架轰炸机锁定。泥墙院子被炸得尘土飞扬，瓦片像雨点砸下来。警卫抢进屋里，喊得嗓子沙哑：“司令，快撤！”吕正操却压低嗓门：“院子里乱，待在屋里反而安全。”几分钟后，炸弹掀起的气流把窗棂拍得粉碎，他背后那堵墙却稳稳挡住了弹片。这次死里逃生，他记了一个笔记：空袭不是噩梦，而是提醒——“指挥部再分散一倍”。
日军的算盘并未停歇。1942年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实施所谓“扫荡”，给冀中根据地来一次“心脏打击”。5月初，日伪军约5000人分三路向掌史村合围。参谋急匆匆报数目，吕正操挑了挑眉：“才五千？那就省了咱们跑路。”话音压得不高，却透着一股笃定。

掌史村外围是一圈坟岗，土丘天然成了火力点。日军靠惯例，先炮击再步进；吕正操反其道而行，等炮口熄火，几十条小沟里钻出成排刺刀，一口气推到最近的机枪阵地。短兵相接不到半小时，敌前沿便出现缺口。他抓准时机命缺弹的三连抽出，二连插上；整个过程像推磨般连贯，没有一点停顿。村里老百姓后来回忆：“只听咔嚓咔嚓像劈柴，鬼子倒下的动静比枪响还密。”
黄昏时分，冈村宁次的电报才送到前线：“如不能速占掌史，即刻扩兵。”可这边厢，外围部队已被打得失去联络。日军伤亡五百余，而冀中部队伤亡不足百人，尤以近战刺杀得手为多。一名伪军翻译逃回保定，低声禀报：“吕部火力不强，可他们像黏子糖，拔不掉。”冈村冷哼一声，却再没提“速战”二字。

包围破裂后，日本指挥部按惯例送来降书。信封摊在桌上，墨迹还未干，吕正操顺手撕成四瓣，扔进油灯。“告诉他们，下回想谈，得带一万人才合算！”一句半玩笑的话，不知怎么传了出去，竟成了华北游击区广为流传的段子。
围剿失败使日军将目标转向“斩首”。赏格从两万日元涨到五万日元，情报科还派出几批“便衣队”。可每次刺杀小队潜入村庄，总有乡亲提前通风；若真碰上主力，一轮火力压制后，草垛、地道、坟岗接连冒出枪口，便衣队很难活着撤离。一名被俘日军哆嗦着说：“你们都在暗处，我们像站在灯下。”吕正操听完，只淡淡答了句：“灯是谁点的？百姓。”

此后两年，冀中依旧是华北最顽强的抗日区之一。吕正操把伤员、粮食、被服分散在乡里，指挥所经常在夜里搬家，地图被折成巴掌大随身携带。他有时会突然出现在前沿，对战士摆手：“放心，我手里没指挥刀，和你们一样，也就一条命。”这种领头冲锋的做法，既让部队提劲，也让日军判断失准——他们常搞不清哪个方向是主攻。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消息抵达冀中那天，部队没有鸣枪庆祝，吕正操只命人在老槐树下贴张纸：“仗打完了，乡亲们收拾地吧。”再往后，他参加解放战争、参加新中国建设，最终在2009年离世，享年105岁。战后有人统计，冀中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时期共打大小战斗2300余次，吕正操直接指挥的占三分之一。一个人能做的其实有限，但在那片平原上，他的确让日军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围而不歼，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