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1976年10月6日傍晚，北京交道口的两座小院格外安静，同住一个院落、一西一东做邻居的陈永贵与吴桂贤，心里全都揣着莫名的忐忑，一通紧急会议通知打破宁静，没说明议题、没标注时长，只要求即刻动身赶往玉泉山。

素来心思细腻的陈永贵，第一时间叮嘱工作人员接上隔壁的吴桂贤，自家车辆开路，随行车辆在后护卫，坚决不让这位女工出身的女副总理独自乘车赶路，短短一句安排，藏着两位工农干部多年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

一个是太行山放牛娃出身、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寨带头人，一个是陕西纺织厂常年守在织布机前的一线女工，在特殊年代，两人靠着实打实的苦干实干，从生产一线一步步走上国务院副总理岗位，在中南海比邻而居，平日里互相帮衬，开会结伴出行成了常态，没有高官架子，依旧保留劳动者的朴素习性。

当晚奔赴玉泉山的这趟行程，也成了二人人生里极具标志性的一幕，夜里十点，玉泉山9号楼的政治局紧急会议正式启幕，吴桂贤率先留意到会场空出四张沙发，随口一句疑问，被华国锋郑重回应：这四位不会再来了。

随后会议通报中央已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隔离审查，从晚间开到次日凌晨四点，参会众人一致拥护中央的果断决策，陈永贵悬了一天的心彻底落地，会后兴致勃勃邀约李先念一行人去家里吃山西拉面，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舒展，此前长期受张春桥等人处处掣肘，开会处处受限的日子就此画上句号。

时光没过数年，时代浪潮转向，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农村土地政策迎来重大调整，依托集体开荒起家的大寨发展模式不再适配新的农业环境，1980年看清时局的陈永贵主动提笔递交辞职报告，以自身文化有限、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告别身居五年的中央岗位。

那段时间山西多地掀起复盘大寨过往工作的热潮，不少旧事被重新翻出，饱尝人情冷暖的他感慨：老虎伤人尚且懂得避让，人心翻覆却无处躲藏，关键时刻邓小平客观定性，明确陈永贵不属于“四人帮”一伙，保全了他的政治名节，也让悬在心头的风波尘埃落定。

搬出大院住进木樨地居民楼后，组织按副总理待遇给他配专车、警卫与炊事员，陈永贵婉拒炊事员，坚持家人从大寨来京后自家开火做饭，每日清晨手拿扫帚，从十二楼逐层清扫楼道，上街买菜头戴草帽刻意低调，偶然在菜市场被市民认出，慌忙丢下菜钱快步离开，往后再也不去那家菜场。

1983年闲不住的陈永贵主动写信请缨参加工作，被安置在北京东郊农场出任农业顾问，每日扎根田间地头，查看庄稼长势、排查农田病虫害，重新变回整日和土地打交道的庄稼人。

1985年盛夏，陈永贵确诊肺癌晚期，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昔阳耗资五千万的西水东调水利工程，牵挂数万大寨社员数年血汗投入。

1986年3月26日，71岁的陈永贵在北京离世，追悼仪式上，华国锋专程赶赴八宝山，对着遗体深深三鞠躬，难掩满心悲痛，遵照陈永贵生前嘱托，他的骨灰被运回山西昔阳虎头山，当地百姓自发聚集，鞭炮声声响彻山野，墓碑镌刻“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字，永远定格他深耕大寨的一生。

另一边当年和陈永贵结伴参会的吴桂贤，同样选择褪去高官光环回归本真，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她便主动辞去副总理职务，谢绝各级机关任职邀约，重回咸阳西北国棉一厂，换上工装重返纺织车间，守着熟悉的织布机和老工友并肩做工，依旧领着原厂每月76元的工人工资，不曾借着过往职务谋求特殊待遇。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兴起，年近五十的她受深圳企业邀约南下，扎根特区创办合资纺织企业，从车间管理做起，带领企业站稳市场，退休之后常年往返陕西与深圳，牵头帮扶两地中小企业对接资源，深耕扶贫公益事业，捐资助学、援建乡村，用一辈子践行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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