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中央免去职务，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交出钥匙，坐上了开往长辛店的班车，重新回到北京二七机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她就是高淑兰！


高淑兰把帆布包扔进班车的行李架，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那是一辆深绿色的解放牌大轿车，跑惯了西长安街到长辛店的路线。


车厢里的蓝帆布座套泛着洗旧了的颜色，有几个地方打着整齐的补丁。


司机发动车子时，发动机咳嗽了两声，车身猛地一颤，她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前排座椅的靠背。


长辛店那片灰色的厂房出现在视野里时，太阳已经偏西。二七机车厂的厂门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两根水泥柱子，上头的铁字被雨水淋得发暗。


班车在厂部门口停下，她拎起帆布包跳下车，双脚踩在结实的土地上。


传达室的老师傅探出头看了她一眼，笑了，“回来啦？”她“嗯”了一声，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糖搁在窗台上，“给孩子吃。”


劳资料的手续很简单。她填了表，交回一些材料，又领回一张新的工卡。然后她走进女工更衣室，换上那身粗布工装。


衣服叠得太久，有些发潮，穿在身上能闻到樟脑球和机油混合的气味。


她把换下来的衣裳叠好，锁进柜子，从工具室领了一把新锉刀和一副劳保手套，径直走向了熟悉的那间车间。


她站在门口，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走向自己的工位。那台机床还在老地方，床身上积了层薄薄的油灰。


她放下工具，拿起一团棉纱，蘸着煤油一点点擦拭。


旁边几个青工停下来看她，她没抬头，只是把手里的棉纱翻了个面，继续擦。机床导轨上的反光渐渐清晰起来，映出她专注的脸。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具体而扎实。早上七点四十打卡，中午拎着铝饭盒去食堂排队，下午五点在锅炉房旁的浴室冲个凉。


食堂的饭菜也简单，大师傅给她打一勺红烧肉，肥的多瘦的少。她端着饭盒走到角落，跟几个老姐妹蹲在一起，就着工间休息的十几分钟吃完。


饭盒里的油星子不能浪费，用开水冲一冲，仰头喝了，这才算一顿午饭。这种吃法她在市里那几年改了不少，回来没几天，又拾起来了。


她的手重新变回了产业工人的手，虎口处的茧子慢慢厚起来，指甲缝里嵌进了洗不净的机油。


厂里的青工有时候拿着图纸来问，她就着车间的灯光，用铅笔在图纸上比比划划，也不多说，说完就转身回去干活。


有个徒弟刚来时毛手毛脚，她看不下去，接过对方手里的活计，在车床上示范了一遍，工件在车刀下均匀地吐出卷曲的铁屑。


“看清楚没有？”她问。徒弟点头。她又让徒弟自己操作了一遍，站在旁边看着，不对的地方拿脚踢一下机床的踏板。


那个徒弟后来评上了高级工，结婚那天给她送了喜糖，她含在嘴里，说了一声好。


有次一个青工操作失误差点出了废品，她眼疾手快关了闸，回过头只说了句：“机器比人硬，你别跟它犟。”


厂里的老人记得，那段时间她的话不多，但手里的活从没停下过。夏天车间里温度高，她戴着帆布手套，前胸后背都让汗湿透了，手里的锉刀也没停。


到了冬天，早上进厂时天还没亮，她打着手电筒找到自己的工位，先摸一摸机床的温度，然后才开始一天的活计。


工友们起初还有些拘束，后来发现她食堂里打饭照样排队，澡堂子里也跟大家一样端着脸盆，渐渐地也就没了隔阂。


八十年代初，厂里进了第一批数控机床。高淑兰已经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坐在机器前面，手指悬在按钮上方，迟迟按不下去。


年轻的技术员在旁边讲解，她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有人劝她，老师傅了，看看图纸就行。


她没接话，只是从那以后，晚上下班后，她常常独自在车间里多待两个小时。后来那台机器她到底还是学会了。


那时候厂里的老师傅都面临技术转型的关口，有人选择提前退休，有人适应了新设备，她选了后者，继续守在机床边上。


厂门口那条路后来修了又修，班车也换了新的。有时候老工会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事，她也只是听着，手里剥着花生米。


有人问她，从市里的办公楼回车间，心里有没有觉得空。她把花生米扔进嘴里，拍了拍手，说：“吃饭睡觉，哪都一样。”


这话传出去，工友们觉得实在。的确，班还是照样上，零件照样得一个个车出来，日子就是这么回事。


九十年代的一个傍晚，她最后一次以工人的身份走出厂门。夕阳把“二七”两个大字照得发红，她从兜里摸出一副磨得发白的劳保手套，没扔，塞进了布包。


身后车间的天车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她回头望了一眼，转身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小路慢慢走远。


帆布包搭在肩上，随着她的脚步一颠一颠，像多年前那个坐班车回来的下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