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红军长征途中不幸掉队，半年躲藏地窖艰难产子，军阀刘湘得知后展开疯狂搜捕！
1935年冬，宜宾江畔雾气沉得像幕布，刘湘在行辕摊开三张军用地图，他用笔柄点着长宁、梅硐一线：“这片山沟才几百人，十天内给我掀个底朝天。”参谋小声提醒：“纵队熟山路，不能低估。”刘湘挥手，“十万川军，容不得一撮流寇。”
离江面一百多里外的“坳田坡”，两个身形单薄的女人正把柴草一捆捆塞进地窖口，柴屑和泥巴混着霜气，呛得人直咳嗽。较高的那位叫阚思颖，早年在上海特科跑交通；另一位流着细汗的孕妇便是李桂红，24岁，江西寻乌出身，曾是突击队长，如今挺着七个月的身孕。
长征途中，她在跨越乌蒙山时突然大出血。纵队首长只得令她就近隐蔽，“等部队打回四川再来接”。命令很冷，执行却艰难。阚思颖自告奋勇留下，“桂红是战友也是妹妹，我不走”。临别时，警卫员叮嘱：“敌人搜山凶，千万别冒烟。”李桂红点头，手却一直按着肚子。

对于这对女红军，当地的黄二嫂掏出自家仅有的两把镰刀，“砍柴就说是我叫的”，一句朴素的承诺胜过千军万马。梅硐区委又在山口架起草棚，白天晒谷，夜里化作哨点——山道上有狗叫或锣声，便是暗号。
搜山来得极快。第五师的士兵拖着铁链，一寸一尺敲击岩壁。李桂红和阚思颖钻进一米深的菜窖，上面覆盖湿稻草，再泼满猪粪。脚步声踩上方木板的那刻，李桂红屏住呼吸，孩子在腹中猛地翻身。忽然一阵地动山摇，山腰小崖落石，惊得士兵退开去查险情，粪水淌进军靴，阵脚大乱。阚思颖轻声开口：“老天都帮咱。”李桂红把指头贴在唇边，“嘘，活下来才算帮忙。”

夜色遮掩下，她们被转移到“大窝沱”旧碉房。屋脊暗格被掏出半尺宽缝隙，足够容身。1936年元旦前夜，阵雨急敲瓦片，李桂红产兆忽至。余泽鸿、小学教员出身的她的丈夫，握住墙内伸出的手——那只手指甲嵌满尘土，正死死攥着他的袖口。胡治国的妻子剪破了竹席，找出仅剩的一点老棉絮。凌晨鸡叫时，孩子的啼哭被棉被团团裹住，只让人以为屋外风响。
新生儿由邻村的刘大娘带走，户口册上写着“弃婴得养”。李桂红只在昏黄的油灯下看了儿子一眼，“娃要活，别管我”。短短一句，泪珠顺着她满是尘土的脸滑下，却被迅速抹去。第二天拂晓，她割断自己缝合的襁褓带，跟阚思颖摸黑翻过竹林，向更深的山坳走去。
正当二人转移，王逸涛在泸州呈上自白书，自称“愿弃暗投明”，蒋介石随即授予其“招抚特派员”。昔日的红军司令换上川军军装，带路图、密码本一并呈上。刘湘得此利器，更加确信十日可破纵队防线。

然而王逸涛的“投诚”也暴露了敌营的裂痕。川军与中央军争功，情报交叉延误；山区强悍的民团又只听本土士绅号令，搜山时口令混乱。游击队恰恰抓住这缝隙，夜袭补给线，白昼隐踪。李桂红在山洞里缝补缴获的麻袋，缝线一帧帧，却盯着洞口光线，“不急，潮水退了再出去”。
1937年中秋过后，日军铁蹄逼近华北，川军主力东调，搜山的火把渐稀。李桂红和阚思颖得以下山，辗转抵泸州、再乘小船上重庆。那时的山城已拥进大批伤兵难民，街头多是拉唱川剧的流浪艺人。阚思颖晕倒在解放碑口，一只手还紧握着写有“川南党组织联络处”的纸条。路人罗世文认出信号，把她们接到一间米铺后院。
“你们找组织？”罗世文压低声音。李桂红点头：“只要还有旗，就找得到。”

1938年元旦，汉口江边雨雾沉重。周恩来在长江局小会议室里介绍两位满身风尘的女同志，“她们来自川南隐蔽线”。灯泡亮度不足，墙上影子忽长忽短，没人开口寒暄，只有轻轻的咳嗽声。档案员记录时才发现，李桂红不知何时已经悄悄把笔递给阚思颖——她的右臂在常年负重行军后再也抬不起。
川南游击纵队最终保存了四百多人骨干。对外是“剿而未灭”的零星武装，对内却像一根蜿蜒血管，将山里星火输送到大后方。李桂红留下的那名男婴，在农舍里长到六岁会读第一首《七律·长征》，依旧不知道自己姓余还是姓李，村里老人只叫他“小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