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回到前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毛主席是如何说服周恩来的。

其实，在主流的几本关于长征的书籍中，都没有详细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王树增的《长征》，引用的是周恩来的回忆：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红军长征史》，同样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这段话。


第三个是程中原的《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里面引用的是毛主席在1959年的一次发言：

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第四个是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里面有毛主席说服周恩来的详细对话，但这不可能是亲历者的记录，而是作者的合理推测。王朝柱是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长征》的编剧，剧中的对话与这本书相同。

关于周恩来第二天是如何说服政治局的，王朝柱在书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

三月十一日清晨，在周恩来耐心的说服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战役。

毛主席说服周恩来，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周恩来本身就在犹豫，所以散会后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出命令，某种意义上，那天晚上他在等主席。

但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说服了政治局，就有点不好理解了。虽然他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服整个政治局，去改变前一天刚刚做出的决议，难度其实非常大。

如果这个改变仅是基于前一天会议相同的内容而做出的，那就更不容易理解了。

11日会后发出的《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是这样写的：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日可至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所以一种合理的推测便是：有新的信息（情报）出现，促成了政治局高效率地改变了决议。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军委二局破译了新的电码本，并截获了蒋介石的电报。

在2019年的主旋律剧《伟大的转折》中，设计了三个剧情，来解读这段历史。

一是毛主席在鸭溪走访群众的时候了解到，打鼓新场的敌人，穿各色服装的都有，这让他意识到，那里并不是只驻扎了黔军。


二是主席派出了侦察员前往打鼓新场，了解到了敌人的实际情况，并在当天晚上回到鸭溪向主席报告。


第三个剧情，和前文的推测一样。在主席与周恩来夜谈的时候，朱老总拿着军委二局刚截获的电报进来了，其内容显示，国民党军有多支主力部队，距离打鼓新场仅一天的路程。


推测虽然合理，但正史中并未记载，所以也没法妄下断论。

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3月12日，军委二局截获了蒋介石的《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这份部署中，打鼓新场就在国民党“围剿”行动的第一线。

毫无疑问，这份电报证明了毛主席在3月10日的预判是完全准确的。

主席不仅再一次挽救了红军，而且，事实胜于雄辩，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将不再被怀疑。

也就在这一天，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立了。

遵义会议，改变了之前“三人团”的过度集权；苟坝会议，又改变了政治局在军事问题上的极端民主，意义同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