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5年那天，毛主席把话讲得很透。连‘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这种话都端出来了，意思再明显不过：组织要用你，政治上我扛着。

但彭德怀还是没马上接。他说自己现在这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

这话背后，装着他这几年怎么过的。

庐山会议一完，国防部长被撸了，军队的事沾不上边，从中南海搬到吴家花园。说是‘休养’，其实就是晾在那儿。以前指挥千军万马的主儿，突然一天到晚没正事，只能翻书、看报、在地里鼓捣点菜，脑子里转的那些念头，没人知道。

1961年他自己提出去农村走走，说白了，就是不想憋在北京，想看看底下到底啥样。毛主席批了：‘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回到吴家花园之后，彭德怀开始拼命地回顾自己这一辈子，写出了那封后来谁都听说过的“八万言信”。信里他一方面琢磨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些实际操作办法，都硬邦邦地甩了很多意见。他对国家的将来，也实实在在透着一股子担忧。语气一点不含蓄，那个锋利劲儿，就是典型的彭德怀。

毛主席收到信以后，心里的反应肯定不简单，能看出彭德怀的诚意和忧国忧民，但那股从来不会说场面话的“彭德怀劲”，也让人咂吧出不少滋味。

所以1965年那次谈话，毛主席专门提了这封信，他讲：“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那语气里又生气又想笑，就是拿他没办法。

反过来看看彭德怀，他心里头清清楚楚的。在政治上早就被定性了，很多人眼里他就是“有问题”的干部。现在突然让他空降到西南，去当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下面那么多干部会是啥想法？地方上买不买账？他自己能不能顺当地干开活？这些东西不是一句“我来担保”就能捂得住的现实困难，所以他才干脆说了句“有困难”。

毛主席听完也没发火，接着劝他：“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相关的人开个会，把问题抖搂清楚。要是还有人不同意，让他直接来找我谈。”

这一下基本上把后路都铺好了。头一条，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出面做解释，给下面的人吃颗定心丸；第二条，还有人不服气，直接找毛主席，谁也别想为难彭德怀。

到这一步，彭德怀终于点了头，答应去西南搞三线建设。


那场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从个人经历聊到时局，最后饭都一起吃了。彭德怀回到吴家花园后，难得露出点笑意，跟身边人说：“我们谈通了。”

一句“谈通了”，分量很重。误会的消解、分歧的搁置，都在里头了。至少那一刻，他觉得自个儿不是被全盘否定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