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彭德怀对此不满亲自请示毛主席：他最多可评中将吗？
1955年9月的一场秋雨，把西郊军委大院的院墙冲得发黑，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的名单就在当天最终定稿。看似只是一张表，却牵动数十年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人生。解方的名字被排在少将栏，很多人当时没在意，可两小时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合上名单，沉默得连走廊都听得见鞋底摩擦声。
要理解这一沉默，得先把时针拨回到朝鲜战场。1950年10月，解方刚在武汉康复，耳朵里还嗡嗡作响，他却主动写报告请缨北上。志愿军总司令部急需一位熟悉兵棋推演又懂联合兵种的参谋，履历被翻到解方那一页时，彭德怀只说了一句：“这个人能用。”随后，一张火车卧铺票和一封调令送到他手里。第三天凌晨，他蹲在车厢连折三张地图，把鸭绿江对岸的山脉高程逐寸标注。同行的通信参谋后来回忆：“灯泡忽明忽暗，他硬是画到天亮。”

进朝鲜后，志愿军面临的不是单纯拼刺刀的时代。美军空中优势巨大，地面机动快，战役计划每天都得推倒重来。解方被分配到前线指挥所，他设计分散集结、集中突击的方案，降低了通信被截获风险。在第五次战役前，彭德怀请他去坑道，指着作战草图问：“如果对面突然加大炮击，你打算怎么调预备队？”解方把图纸向前一推：“把侧翼放空，主力收缩十里，让他们误判我军撤退。”短短一句话，定下了随后的阻击骨架。
1951年5月27日，解方随彭德怀回国向中央汇报。从下午一直讲到夜色四合，毛泽东仔细听完，只夹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战机可乘”。会后走廊里，毛泽东与彭德怀低声对话：“参谋要胆大又要稳，他两样都有。”彭德怀点头，却没再说什么。
战场之外，解方还有另一副面孔。板门店谈判桌上，他用流利的英语和对方代表互相拆招，把几个关键地名的位置坐标顺手画在餐巾纸上。对方代表压低声音抱怨谈判不公，他轻描淡写：“地图不会说谎。”这句一句不到十个字的回击，成了当时陪同翻译最爱讲的故事。

1953年回国后，解方被调往军事学院筹建教研室，训练大纲、教材、一摞摞沙盘模型都由他和教师团队熬夜完成。有人问他为何放得下战功，他摆摆手：“打仗是为了不再打仗，教书也是打仗。”
授衔工作启动时，军委提出三条硬杠杠：参加红军时间、土地革命经历、抗日与解放战争主官职务。解方前三项都不够亮眼——他1936年才入党，长征没跟上，抗日时多在敌后特种作战，行政职务不高。量化分第一轮评议，他只能落到少将组。负责统计的干部私下嘀咕：“战场功劳到底怎么算？”答案没人能给出公式。

名单上报后，彭德怀去了毛泽东住处，他没兜圈子：“主席，解方顶多该是中将。”毛泽东放下茶杯：“制度先行，制度之外再谈事，就乱了。再说，他在旧军队也是少将，算起来叫‘双料’。这话你跟他讲，他会懂。”彭德怀沉默几秒，答了一声“是”。
那晚，彭德怀回到驻地，灯一亮，解方早站在门口。“彭老总，名次下来了？”“嗯，少将。”解方笑了笑，脱口而出一句戏言：“够用了，星多了领章反光。”屋里三个人同时笑，可谁都知道这笑里有无奈。

解方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参与编写《战役学概论》，主张在院校系统普及沙盘对抗训练。1960年代初，他带学员赴内蒙古野外军演，夜里喝着半凉的茶水，指着天上一道流星说：“战术要像它，划一下就该完成转折。”学员们事后才懂，将军讲的其实是决策速度。
1986年4月9日，解方病逝。整理遗物时，家属在书桌抽屉发现当年授衔证书，纸角已经卷翘，放在几本教材手稿下面。证书背面夹着一张旧照片，黑白底色里，他戴着少将肩章站在教学楼前，神情平静。很多年后，一位当年的学员看见照片，轻声感慨：“如果没那张肩章，他依旧是我们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