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东南后，才放开了之前实行的海禁政策，稍稍开了门户，允许在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设立海关，由官方指定的官商承办对外贸易。这四个对外贸易口岸，分别是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江苏松江云台山。但由于官僚办事不力以及海盗滋扰，实际上只有宁波和广州两口施行较好。

相比广州，英国商人其实更乐意到以江南为腹地的宁波进行交易。康熙一度同意在宁波府辖下的舟山地区，设置“红毛馆”，以便让英国船只与船员在此寄宿歇脚。但不允许英商登陆进入宁波市区进行贸易。

英国商人到了宁波，发现交易麻烦，不能让他们赚到大钱，也就失去了兴趣，转而去广州，也省了南北往返的周折。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

不过英商仍不甘心，他们认为在广州贸易，距离清朝的内地、尤其是距经济发达、产丝产茶的江南地区太远了。如果能在宁波贸易，就可以降低输入货物，如茶叶、丝绸的成本。所以，英国还是希望清廷能放开宁波的通商。

两年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艘名叫霍尔德内斯伯爵号的英国商船来到定海港口。英国商船想在宁波交易的愿望十分强烈，不惜为此多付出在广东海关所交税银的一倍。

当洪仁辉船长等壮着胆子来到宁波，受到了欢迎。他们的英国货销路很好。而他们购买的中国货也比广州便宜了很多。随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开始来到宁波。

1757年，当洪仁辉他们再次来到宁波时，风云突变，当地官员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货物，和船上所有的火炮。

原来乾隆帝有了旨意，他特意警告那些想与英国做生意的宁波商人：少赚点饿不死你们，小心英国把宁波变成第二个澳门。二百多年前，葡萄牙人曾借口在澳门晒货物，结果赖在澳门不走。乾隆帝担心英国也想学葡萄牙的套路，先打着经商旗号，然后据宁波为己有。有此种顾虑的不仅是乾隆帝，很多大臣也觉得英船来宁波做生意“别有所图”。

于是乾隆帝要求英国商船只能在广州做生意，不要没事就往宁波跑。结果英国商船不但不能在宁波做生意，连之前在舟山建的红毛馆也都要被拆除。

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最后一日开始，英国商船再没机会来到宁波做生意，只能去广州。这样广州就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当然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西方诸国的，尤其是英国，亚洲国家则不受影响。

广州一地的对外贸易模式，是行商模式。由官方指定官商开办的商行，人称“十三行”，来全权负责对外贸易。所谓十三行，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广东人对这一堆商行的概称。跟“十三姨”、“十三妹”类似。官方指派的官商，本钱是自己的，指派的特权，是买来的。外商只能跟他们交易，但他们要给外来的“夷商”（外国商人）盖夷馆居住，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帮助他们的商品通关、缴纳关税并达成交易。此外，还要负责约束外国商人，不得离开夷馆，不得带夷妇（外国女人）进来。当然，更不得容许外国商人跟中国女人包括妓女有任何瓜葛。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普通中国人来往。一旦有人和外商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官府对于洋人的管理，都通过行商。所以，外国商人，又称行商为“保商”。于是，各种陋规应运而生。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当然，最后都得转嫁到外商身上。比如，外商船舶到达后，要想上岸，需要给所有涉及人员缴纳礼金，全部打点到才行。采购完中国货物离开港口时，则需要重新打点一遍。

1787年，法国人拉佩鲁斯曾经在广州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里，无不渗透着在广州购茶商人蒙受的羞辱……”不过，虽然受到的待遇如此苛刻，仍然有很多外商仍然乐此不疲。原因也很简单：利润太丰厚了。比如一磅茶叶，中国的进价是2先令，英国的售价是14先令以上。

只是，中国官员的敲诈勒索越来越明目张胆，而他们却没有申诉权。于是，英国商人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嘉庆之后，英国兵船屡屡来到广州叩关，逼近虎门，甚至进入黄埔，但这样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两广总督却依旧通过十三行，要行商知会英国大班，今后不许英国兵船这样做。这种贸易制度，等于是官方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不用负，却干享对外贸易的好处。而粤海关，则隶属于内务府，收入直接归入大内，用来购买自鸣钟等西方奇技淫巧之类的玩意，供皇室和贵族消遣，实际上是一种皇家的特供机构。所以，这样层次的对外贸易，在皇室，是一种特权福利，在西方，则是皇帝给予的恩典。跟中国国家财政和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自乾隆到道光，来华的西方商船越来越多，但海关的收入却增加有限。日益增加的外贸，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但这收入都被官府和经手人中饱私囊了。在鸦片贸易没大规模出现之前，各种名目的走私就相当盛行。来华的外国商人都知道，只要塞点钱，什么违法的事情都可以通融，越是有关卡，就越可以通融。中国的关卡，等于是提示人们贿赂的。鉴于获利不大，清朝朝廷对于对外贸易一直兴趣不浓。当然也对扩大贸易、开放贸易体制，不肯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