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被问当年为何没杀掉毛主席，赵恒惕苦笑：他的能量太大了。建国之后，曾经叱咤风云的湖南王赵恒锡也逃到了台湾省。记者见他总是一副落寞的模样，遂问他：“当年为何不是杀掉毛主席？”赵恒锡苦笑，哪里不想杀啊，是毛主席的能量超乎想象。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刘策成接到缉捕毛主席的命令时，长沙已经入冬。
省府要一个结果，警察厅不能装作没听见，这个差事落到他手里，麻烦就来了。

他是湖南省警察厅长，吃的是赵恒惕这碗饭；可毛主席又曾是他的学生，早年在第一师范听过他的历史课。

一个命令压下来，公事和旧情撞在一处，谁都不能当作没事。

赵恒惕那几年在湖南声势很重。他出身湘军，又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经历，二十年代初握住湖南军政大权，嘴上讲省宪，手里用军警。外面看着有章程，有选举，有自治的名目，落到长沙街头，还是谁能调兵、谁能封校、谁能抓人说了算。

毛主席偏偏盯住这层名目写文章，七月写《省宪下之湖南》，八月又写《“省宪经”与赵恒惕》。两篇文章都不客气，直指赵恒惕借省宪护住自己的位置。这话戳到赵恒惕的痛处。军阀最怕别人说他只是军阀，尤其怕有人当着学生、工人、报纸的面说。

毛主席那时还年轻，却已经不是单个写文章的人。
他办文化书社，参与湖南自修大学，和工人组织来往，长沙城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自修大学借船山学社旧址办起来，学生多时有二百余人，读书之外还谈社会问题。

赵恒惕看这样的地方，不会只看讲堂和课桌，他看到的是一批会结社、会写字、会走上街的人。

水口山工人运动被压下去后，气氛更紧。
赵恒惕要收拾的，不只是一篇文章，也不只是一所学校。警察开始盯人，湖南自修大学被封，毛主席成了要抓的对象。

命令传到警察厅，刘策成知道不能明着护人。
他与赵恒惕有姻亲，赵家的侄女是他的儿媳，这层关系让他坐在权力桌边，也让他的任何动作都不好解释。可他还是找了人。

被他找来的是长沙城东区警察署长王建屏。
王建屏又名王钦安，和刘策成有私交。刘策成没有亲自去找毛主席，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听的话。他只把事情交代下去，让王建屏设法通报。王建屏再派两个随身警卫出门。

夜里找人，先奔清水塘，没见到毛主席；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才把消息送到。

城里那几条路，白天是行人和铺面，夜里走起来，每一步都带着风险。

毛主席听到消息后，很快离开长沙。
具体日子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之间。
等他走开，王建屏这边才开始搜捕。搜捕不能太轻，太轻了交不了差；也不能真把人搜回来，人已经走了。警察在城内来回奔走，声势弄得不小，几天以后没有结果。这种办差方式，旧衙门里并不少见。

上头要看动作，下面就给动作；上头要结果，下面就拿空城里的脚步声去搪塞。

赵恒惕未必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他能想到毛主席有人帮，未必能想到帮忙的人就在自己的警察厅里。

刘策成处在旧官场和旧师生之间，王建屏处在命令和人情之间，两个警卫处在夜路和差事之间。每个人只挪了一小步，合起来就把省府的命令挪偏了。毛主席不是凭空消失，他是从这些小口子里走出去的。

多年后，赵恒惕去了台湾。

湖南王的旧名还在，能调动的东西却少了许多。
有人问他，当年为何没有杀掉毛主席。他苦笑，说毛主席能量太大。这个说法听起来像一句模糊的感叹。放回长沙，就没那么玄。所谓能量，有文章的影响，有青年学生的围拢，有工人运动的牵连，也有一个旧老师在警察厅里转身递出的消息。它不是一道护身符，是许多人在同一座城里做出的细小选择。

赵恒惕抓不住毛主席，也不能简单说成他软弱。
他能封自修大学，能镇压工人，能把警察派上街，说明他手段并不轻。可地方军政机器有自己的漏处。它靠熟人办事，靠姻亲联络，靠旧同学旧师长支撑门面。这样的机器看着硬，真遇到要命的事，里面每个人都要掂量。有人掂量官位，有人掂量旧情，有人掂量这个年轻人以后会走多远。命令压到最下面时，已经不是省长写下的原样。

赵恒惕以为自己抓的是一个人，长沙替毛主席打开的却不止一扇门。

新中国成立后，刘策成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做文史工作。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文史馆聘他为馆员，七月全家迁到北京。他后来整理庄子旧注，一九五三年出版《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这个结尾没有刀光，也没有戏台上的大声说白。一个曾经坐在警察厅里的人，晚年回到书桌旁，纸上写的是古书训诂。

可一九二三年长沙的夜路，已经把他和毛主席拴在一起。

赵恒惕说“能量太大”时，大概仍想不清那晚的细节。清水塘没找到人，仓后街有人传话，天一亮人离开长沙，街上搜捕才热闹起来。

省府要的是抓人，警察给的是响动。
城门外的路没有声音，毛主席已经往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