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一位著名将领一生对粟裕不服，哪怕到了晚年依然对其上级表示有意见
1946年深秋，华东野战军在山东临沂召开紧急军政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新任前线总指挥由谁担任。名单定格在粟裕时，会场一阵静默，角落里的宋时轮抿着嘴，眼神里透出“还不服气”的锋芒。
宋时轮的锋芒源自早年的跌宕。1927年家乡醴陵烽火四起，他在乡间挑担卖米糊，却偷偷为农协递送传单。次年辗转考入黄埔，校场枪声、课堂马克思主义，让这个湖南青年认定了革命。1931年广州遇上白色恐怖，他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十指被竹签剌透仍咬牙不言。狱友感叹：“小宋，你是铁打的吧？”他只是冷笑：“骨头怕折，志气不怕折。”一年后获救，随即在赣湘边拉起游击队，再也没回过头。

长征途中，他一路护卫师部，过雪山、翻草地，饥饿时嚼皮带。到延安整军时，宋已是久经沙场的团长。差不多同时，粟裕在闽浙赣带着几千人打出一块根据地，“以三路游击、八面威风”成为范例。两人同在延安汇报作战经验，战术主张却南辕北辙：宋崇尚正面强击，痛快利落；粟裕偏爱穿插包围，宁可多走一步，也要抓住敌弱点。性格与风格的对峙，自此埋下伏笔。
抗战爆发后，宋时轮北上，先在冀中练兵，再调到吕梁山；粟裕则留在华中，屡出奇兵。到了1945年，二人军衔、资历相当，却各自拥有追随多年的部属。战争进入解放阶段，中央决定把华东数十万大军并入一支新的“拳头部队”——华东野战军。粟裕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陈毅兼任军区司令。这一纸任命触动了许多人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宋时轮。

“为什么是他？”会后，有人悄悄问宋时轮。他抖着烟灰，只回一句：“我不信他能管得了我。”话虽轻，却像探照灯扫过夜空，照出心底的倔强。实际上，宋的担忧并非全是私心。三野临时拼合，多条战线、十几路番号，指挥条令尚未完全统一。谁坐高位，等于谁来分配兵力与弹药，稍有差池就是千人伤亡，他要替自己的兵把好这一关。
莱芜会战前夕，粟裕按兵力与地形，把猛打硬拼的任务分给梁兴初，让宋时轮在南线断敌增援。宋心里嘀咕：又让我当“守门员”。战斗打到第五天，国民党邱清泉兵团逼近，他请求改打主攻。粟裕只回：“守住通路，比什么都要紧。”宋时轮吞下这句指令，却在夜色里擅自把预备队推向前沿，结果虽毙伤敌千余，可己方损失同样惨重。战后电报直达西柏坡，毛泽东批示“指挥须守纪律”，这让宋脸上无光。

姚林岗阻击战更像一记警钟。七昼夜鏖战，宋部损失三分之一，依旧固守阵地，赢得战役全局，但他对“只防不攻”的分工仍心有不甘。“再让我当配角，我就回东北种地！”这句半真半假的气话在师团级会议上传开，成为那一年最热的段子。粟裕闻讯后只是摆手：“老宋嘴快，人却靠得住。”然后给宋时轮补充了整整两个团的新兵，一行批红字：加强训练，准备后续决战。
淮海战役发动前夜，两人孤灯对坐。宋时轮猛地起身：“老粟，这回别让我只守桥头。”粟裕抬头：“你若肯沉住气，我让你指挥穿插，但不许再擅自脱离计划。”四目相对，沉默良久，宋咬牙：“说了算。”这场对话后来被警卫员记下，只一句“说了算”成了解放军最简短的服从誓言。果然，宋所部在双堆集成功切断杜聿明退路，扳回了前次冒进的口碑。

新中国成立后，两位老战友各有要职。粟裕因病退居二线，仍主导军事科研。宋时轮调任南京军区，枪声远去，他的直性子却没改。一次会议上，他指着战史教材说：“你们把粟司令写得太平面，真刀真枪的细节呢？”有人提醒他口气太冲，他反问：“怕什么？历史就要说真话。”会后，宋又找到秘书，嘱咐把粟裕审阅意见一字未动地印发，“免得后人乱猜”。
到了晚年，宋时轮会背着双手去看望病榻上的老上级，话不多，只一句：“你歇着，我替你吼。”医护听来莫名，他俩却心照不宣。矛盾与守护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这种“口硬心软”的相处方式，大概是那个年代许多将领共有的默契——战场上可以寸土必争，战后却把彼此的荣誉视作共同的阵地，谁也不许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