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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后的遗照,此时的吉鸿昌将军已经穿戴好寿衣,在下葬前,留下了

这是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后的遗照,此时的吉鸿昌将军已经穿戴好寿衣,在下葬前,留下了这张侧脸的遗照。为什么不拍摄正脸呢?因为吉鸿昌将军的正脸已经被枪弹打的塌陷。

照相的人只能把镜头挪向一侧,拍下那半张完好的面容。这不是摄影师的主动选择,而是吉鸿昌自己用行动造成的结果。

行刑那天,吉鸿昌在刑场上主动向行刑者要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把脸正对着枪口方向。囚犯在刑场上通常只剩服从的份,吉鸿昌却把椅子的朝向重新摆了一遍。枪声响过,正面被打坏,家属手里留下的遗照,只能偏向那未受损的一侧。

要搞清楚吉鸿昌是个什么样的人,得往前倒几年。

1895年,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年轻时投入冯玉祥麾下,从最普通的士兵干起,一路升至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

这样的资历,在当时的军界里分量相当重,手里有兵,有旧部,有地方根基,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安抚打发的人。

1930年,吉鸿昌奉命赴美考察军事。到了美国,吉鸿昌亲眼见到华人在当地受到的歧视对待。一次进店购物,店员得知吉鸿昌是中国人,态度立刻变了,明示他不受欢迎。

吉鸿昌当即离开,回到住处,找来一块硬纸板,自己动手写上"我是中国人"四个字,把这块牌子挂在胸前,就这样走上了美国街头。

同行的外交人员劝他低调,甚至建议换一块牌子写上"日本人",说那样能少受麻烦。吉鸿昌听完,没有任何犹豫,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传颂的话:我死都不怕,还怕写上中国人三个字?这段经历被人民日报及多家媒体收录报道,河南省扶沟县地方志中也有明确记载。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手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日本占领东北后,吉鸿昌多次请求带兵北上参与抗战,均未获批。枪杆子没了,吉鸿昌没有就此消停。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出任前敌总指挥,方振武担任北路前敌总司令。这支队伍在数月之内扩充至十余万人,成员有旧部士兵,也有地方民众和主动投奔而来的爱国青年。

同年7月,吉鸿昌亲率部队对日军发起进攻,先后收复察哈尔省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1933年7月12日,一举夺回多伦县城。

多伦此前已被日军占领,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正面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县城,意义非比寻常。消息传出,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均作了专题报道,举国为之振奋。

然而这支抗日队伍当年秋天因补给断绝、多方施压,被迫宣告解散。吉鸿昌没有退回到安全的地方。1932年深秋,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转入地下。

1934年,吉鸿昌参与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天津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传递抗日消息,联络各地人士。军队没有了,报纸和地下联络网,成了吉鸿昌手里的东西。

1934年11月9日,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发生枪击,同行的刘少南当场中弹身亡,吉鸿昌肩部受伤。租界巡捕随即将吉鸿昌扣押,随后被移送北平军分会,关入北平陆军监狱。肩上的伤口还未结痂,处决的命令已经下来。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就义,年仅三十九岁。

妻子胡红霞得知消息,抵押了天津的红楼,筹出八万块钱,才把丈夫的遗体从看守手里领出来。整理遗物时,胡红霞在吉鸿昌的衣袋里摸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要厚殓"。

吉鸿昌提前留下这几个字,把最后的安排交给了妻子。1935年春,灵柩运回河南扶沟,乡亲在路旁相迎。吉鸿昌的儿子吉兰泰五岁,女儿吉瑞芝三岁,两个孩子还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鸿昌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吉鸿昌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公布。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的故居,现已辟为吉鸿昌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遗照、亲笔信函和历史文献,常年向公众开放,是河南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那张侧脸照就放在展柜里。它留下了没被枪声毁掉的那半张脸,也留住了吉鸿昌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