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殡仪馆负责人的话，让我听后大彻大悟，他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娱人的游戏，最主要的任务根本不是买房买车，也不是及时行乐。这些都是欲望，并不是真相。人生就像一场梦，虚无缥缈，并不真实。我们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使命感和过剩的责任感，因为我们和天地之间的一只蚂蚁，一只昆虫，一只蚊子，没有任何区别。当你走到了生命的尾声，蓦然回首就会明白，我们追求的一切都恍若云烟。”

老周在殡仪馆开了十五年灵车。他见过最体面的告别，也见过最寒酸的收场。有人走的时候周围站满痛哭的亲属，有人被送进来时孤零零一张纸。他从不主动打听逝者的故事，只是把车开稳，把遗体送到该去的地方。他觉得人的终点都一样，无非是炉门关上，火苗蹿起来，然后一捧灰。

他自己活得也简单——在城郊租了间平房，每天下班回家煮碗面，看电视新闻到十点，准时关灯睡觉。他没什么存款，也没什么大志，唯一的执念是儿子。儿子在省城读大学，学金融，老周每月按时打生活费，偶尔多转几百，附一句“别省着花”。他这辈子没买过房，没换过车，日子过得像灵车里的那盏顶灯——不亮堂，但足够看清前路。

真正让他心里起了褶皱的，是去年秋天拉的一趟活。逝者是位中年男人，和他年纪差不多，因为心梗突然走了。家属在告别厅里哭得站不住，其中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婴儿，婴儿还不懂事，在哭声里安安静静地睡着。老周站在角落抽烟，隔着玻璃看见那个睡着的孩子，忽然想：这个孩子长大了，不会记得今天，也不会记得父亲的模样。他父亲一辈子拼来的那些东西——房子、车子、职级——对这个婴儿来说，只是一串将来要填在表格里的陌生名词。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儿子正好发来微信说拿了奖学金。老周回了个“好”字，放下手机坐在门口。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短。他想起白天那间告别厅，那个安静的婴儿，和那具躺在棺木里的身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却觉得那个人跟他好像——都在某种轨道上跑了半辈子，跑着跑着就到了终点。

转折在入冬。儿子放假回来，父子俩坐在屋里吃火锅。电磁炉上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儿子忽然说：“爸，我毕业想去非洲做志愿者。”老周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干什么？”儿子说：“一个国际组织，做水源净化的。工资不高，但我想去。”老周看着他，儿子的脸被热气熏得有些红，眼睛里亮亮的，像小时候看见新玩具时的光。

老周本来想说“你学金融的去非洲能挣什么钱”，但话到嘴边忽然哽住了。他想起那些他开灵车拉过的年轻人——有出车祸的、有猝死的、有想不开的。他们在终点之前，有没有说过“想去哪里”？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们的父母在告别厅里哭得站不住，像那天抱婴儿的年轻女人一样。他喝了一口啤酒：“你想好了就去。”儿子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父亲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那个冬天老周想了很多。他开了十五年灵车，拉过企业家、拉过老师、拉过打零工的，炉门关上之后没人在意他们生前有多少存款。那些在告别厅里被反复提及的——“他工作多拼命”“他给我们留了什么”——炉火一烧就全没了。真正留住的，是那个婴儿不哭不闹睡着的样子，是儿子说“我想去非洲”时眼睛里的光。那些东西存不进存折，也带不进棺材，但它们让一个人走的时候，不是空空地走。

开春后老周把灵车换了班，改成了跑长途的活儿。他不再每天经过殡仪馆的铁门，而是沿着国道来回送货。车窗外的景色能从头看到尾——绿变黄再变绿，像一盘没有被快进键跳过的人生录影带。他也不再刻意克扣饭钱去攒什么了，偶尔在休息区买碗热馄饨，坐在长椅上慢慢吃，看其他司机抽着烟聊闲天。馄饨汤烫嘴，他吹两口气再喝下去。

五月的时候儿子去了非洲。老周送他到机场，没说什么“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只是把一包家乡的茶叶塞进他背包侧袋。儿子入安检前回头冲他招了下手，老周也摆了一下手，站在原地等那道背影彻底混进人流里才转身离开。回去的路上经过殡仪馆那条路，他没往里拐，直接开过了。

他知道那个铁门后面每天都有新到的“终点”，但他不再觉得自己跟那扇门有什么关系了。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跑，跑完这趟还有下趟。而路上的风景，每一段都是真的——云是真的，路边的麦田是真的，馄饨汤烫嘴的时候，那阵真实的灼痛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