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话，让我听后振聋发聩，他说：
“一个家庭里，
女人太强，家不像家；
男人太弱，家不成家。
女人聪明强势，
往往把丈夫逼成了窝囊废；
男人聪明强势，
往往把妻子宠成了小女人。
这不是谁对谁错，
这是阴阳失衡的必然结果。”

阿成和阿玲结婚第十年，搬进了新房子。搬家那天阿玲一个人站在客厅里指挥工人摆家具，阿成在阳台擦窗台，玻璃擦得很亮，但他擦完一直在那儿站着，好像那个阳台才是他的房间。这套房子是阿玲看中的，首付是两家凑的，装修方案是阿玲定的，连窗帘的褶皱都是她选了三次才定下来的。阿成只是跟着点头。

阿玲确实能干。在单位是财务主管，手下管着七八个人。回了家，孩子的作业她检查，周末的菜单她安排，连阿成母亲生日要买什么礼物都是她想好了告诉阿成“你就说是我俩一起挑的”。一开始阿成觉得轻松，不用操心琐事。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家里说的话越来越少，像一把被放进抽屉里的旧螺丝刀，偶尔被拿出来拧一下，拧完又放回去，抽屉关上了。

转折出现在那年秋天。小区楼下那棵梧桐树被台风吹歪了，斜斜地靠在旁边的路灯杆上。物业来看了说要砍掉，阿成站在树底下仰头看了很久。那棵树的根还连着土，只是上半截偏了方向。他忽然觉得那棵树跟自己有点像——根基没断，但已经站不直了。他找物业商量：“能不能扶正？”物业说费用自理。阿成没告诉阿玲，自己从仓库里找了粗麻绳和木桩，每天下班后在树下忙活半小时，把树干慢慢拉直固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谁也没说，只是每天收工后站在树下拍掉膝盖上的泥。

搬进新家半年后，阿玲的弟弟要借钱开店，数目不小。阿玲在饭桌上直接说：“我答应了，家里的钱我做主。”阿成握着筷子的手悬了一下，没有接话。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阿玲问他怎么了，他看着天花板说：“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阿玲翻了个身：“问了你不也是同意吗？”阿成没再说话。那晚窗外的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卧室墙上，树身还是歪的，但他扶正的那些木桩在夜里看不见。

真正让他们面对那棵树的，是第二年春天。阿玲母亲来住了一周，走之前拉着阿玲的手说：“家里的事你多让阿成拿拿主意，男人在家里没声音，久了就真不说话了。”阿玲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想过阿成是因为她不让他说话才不说话的，她以为他只是不想管。那天傍晚她站在阳台上往外看，正好看见那棵梧桐树。树干上还绑着去年秋天阿成系上去的麻绳，绳结是渔夫扣，她认得那种打法——阿成年轻时爱钓鱼，后来不钓了，但那种扣他打了一辈子，力度均匀，从不松动。她忽然明白，他一直在暗处扶着什么东西，只是她没注意看。

阿玲开始学着在饭桌上问阿成的意见。问他周末想吃什么，问他单位最近怎么样，问他那棵梧桐树的绳子要不要换。有时候阿成说“随便”，她就坐着等他改口，等几分钟，他果然会说“要不吃鱼吧”或“那棵树应该能直回来”。她发现他不是没有想法，是太久没有被人问过了。那些想法像被压扁的弹簧，她松了手，它们才慢慢弹回原来的高度。

到秋天，梧桐树彻底站直了。阿成拆掉木桩的那天，阿玲站在旁边看。他把麻绳一圈圈解下来，树干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勒痕，但树冠已经重新朝向天空了。阿玲走过去摸了摸那道痕迹，说：“下次种树的时候，咱俩一人扶一边。”阿成回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动，说：“好。”

后来他们再装修书房，选书架时阿玲看中了一款白色烤漆的，阿成指着角落一个原木色的说：“这个承重好。”阿玲看了看那个颜色，比白色暗一点，但跟地板确实很配。她说：“那就这个。”阿成拿起手机拍了照发给师傅。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看阿玲的眼色，没有等她的补充说明，他只是自然地做了决定，而她自然地接受了。

那棵梧桐树第二年春天发了新芽，比往年密一些。阿成偶尔路过时会抬头看一眼，枝叶交错的缝隙里透出淡绿色的光，那些光落在他的肩膀上，像薄薄的一层苔藓。他知道树能长直，不是因为谁拉得用力，是因为有人适时地松了手，让它自己找到了向上的方向。风穿过新叶的时候声音很轻，像一个家终于找到了它自己的节奏，不是谁在带领谁，而是它们彼此靠近，互相支撑，在逐渐稳定的风向中找到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