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顶级牛人的话，让我听后振聋发聩，他说：
没有亲人，你能活；没有朋友，你能活；就算一个人，你也能好好活。千万不要把亲情，友情，爱情看的这么重要，如果你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应，你的善良和深情得不到珍惜，无论对方是谁，哪怕你的亲生父母，亲生儿女，你也应该毅然转身，分道扬镳。没有谁离不开谁，没有谁这辈子必须依赖谁，没有谁要指望着谁过日子。

阿芬四十五岁那年冬天，母亲摔了一跤住进医院，她每天下了班就往医院跑，给母亲送饭、擦身、换尿袋。同一病房的病友都以为她是独生女，其实她有个弟弟，就住在县城另一头，开车过来二十分钟。弟弟来过两次，一次是入院那天，一次是出院那天。中间全是阿芬一个人撑着。

出院那天母亲说：“你弟忙，你别跟他计较。”阿芬正在收拾东西，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又继续叠好放进袋子里。她没有说“他忙什么”，也没有说“我每天请假被扣了多少钱”。那些话她咽了太多次，已经咽不出声响了。

这种咽东西的习惯，她从小就有。九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和弟弟改嫁，继父脾气不好，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抢着做，因为母亲说过“你是姐姐，多干点”。后来继父走了，弟弟成家了，母亲老了，她还是那个“多干点”的人。

她在商场做收银员，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弟弟在厂里做技术工，比他多一倍。但每年母亲过生日，订蛋糕的是她，买礼物的是她，包红包的也是她。弟弟来了坐下就吃，吃完抹抹嘴说“姐你做的菜真好吃”，阿芬把碗筷收到厨房，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所有的声响。

真正让她决定转身的，是今年开春。母亲说腰疼，阿芬陪她去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做个小手术。手术费两万，医保报一部分，自费七千。阿芬在电话里跟弟弟商量平摊，弟弟嗯嗯啊啊了一阵，说：“姐，我最近手头紧，你先垫上，回头我给你。”她等了三个月，他没有回头。

七千块不算多，但那天晚上阿芬坐在床边，把这几年给家里花过的钱在心里过了一遍：母亲三次住院的陪护和垫付、弟弟买房时她借出的两万至今未还、逢年过节的红包和礼物、每一次“你先垫上”后面再没有下文的承诺。那些数字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蝼蚁，每天从她身上衔走一小块，累计起来，已经足够让她的身体变轻。她没有哭。她只是站起来去厨房烧了一壶水，等水烧开了，把茶叶放进杯子里，看着叶底慢慢舒展、下沉，水色从透明变成淡黄。

第二天她给弟弟发了条消息：“手术费我已经付了，你那部分不用还了。”弟弟回了一个笑脸：“姐你真好。”她又发了一条：“以后妈的事，我们一人一半。该你出的你出，该我出的我出，谁也别替谁垫。”弟弟过了一会儿才回：“姐你怎么了？”她没有再回复。

她也没跟母亲说。母亲腿脚不利索后，她把家里的地面都铺上了防滑垫，还在她床头安了一盏夜灯。那些她还是会做，只是她不再主动问弟弟“你什么时候来看看妈”了。以前她总是夹在中间传话、约时间、调和语气，像一个家庭关系的中转站，站在两端之间不断地搬运那些谁也不愿意亲自递过去的东西。她累了，停止搬运了。让该近的人近，该远的人远，她不再替任何人垫付那份本不属于她的距离。

母亲后来发现弟弟来看她的次数少了，问阿芬怎么回事。阿芬正在擦桌子，抹布在桌面上来回走了两趟：“妈，那是他的事。”母亲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阿芬报了一个周末的园艺班，在城郊的植物园学修剪和扦插。她发现跟植物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轻松——你浇了水它就长，你修剪得当它就来年开更多花，不需要猜它心里在想什么，不需要等它回消息。她在阳台上种了几盆月季，每天下班回来看看它们，浇浇水，摘掉枯叶。有一盆红双喜开得特别好，花瓣边缘是白色的，越往中心越红，像染了胭脂。她站在那盆花面前站了好一会儿，没有拍照片发给任何人。

后来有一天母亲在饭桌上问她：“你是不是跟你弟闹别扭了？”阿芬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没有别扭。我只是不管了。”母亲想追问，阿芬放下碗看着她，声音不大：“妈，我管了四十多年了。我的腰也疼。”母亲没有再说话，只是把碗里最后一块排骨夹到了阿芬碗里。阿芬低头看着那块排骨，没有夹开，也没有立刻咬下去，只是让它晾在碗里。她后来把它吃掉了，不是因为它来自谁的愧疚，只是因为它刚好放在那里，还热着。

阳台上那盆红双喜的香气在傍晚的时候最浓。阿芬坐在阳台的塑料凳上，风穿过花叶，有一片花瓣落下来粘在她袖口上。她没有把它拂开，只是低头看了看，然后继续坐着，等天完全黑下来。她已经不再觉得这世上少了谁是过不去的了。没有人会是另一个人的附属品，她独自坐在阳台上看着那朵花在光暗交替之间慢慢收拢它的轮廓，每一片花瓣都完整地合向中心，不需要别的枝头来映衬它。水开了，她自己倒给自己喝，第一口烫嘴，第二口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