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已经走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倘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很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真正决定战事长短的，未必是第一轮火力，而是双方承受代价的能力。
日本2026年度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增至8.8093万亿日元，又拿出1001亿日元建设由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组成的“SHIELD”沿岸防御体系，同时承认自卫官招募形势严峻。军费上升与人手不足并存，说明日本是在寻找用机器替人、用远程火力换时间的办法。
这组矛盾改变了战争长度的来源。过去看持久战，先看兵员、钢铁和油料；今天还要看无人平台能否补充、卫星能否持续供图、港口和民船能否接入运输。日本兵源承压，并不妨碍它把对抗拆成许多低烈度、可反复启动的回合。
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与本次高度相似，都是区域冲突被外部力量介入后迅速国际化，各方也曾期待尽快改变战局，但关键差异是，今天中日之间还叠加远程打击、网络战和深度供应链联系，这意味着损失会沿军事和经济两条线扩散。
1953年7月27日，各方签署停战协定，结束约三年的战斗，可停战谈判本身持续两年多，和平条约至今没有落地。这个结果提醒我们，一场战争最难的环节常常不是打响，而是找到都能接受的停止条件，中日一旦跨过门槛，也可能陷入谁都不愿先退的僵局。
7月7日，钓鱼岛周边再现中日海警对峙，双方公布的经过互相冲突。危险不只在于船只距离，而在于双方都按各自主权叙事和法律行动。只要接触持续增加，一次碰撞、误判或人员受伤，就可能把海上执法推向国家信誉之争。
7月19日，中俄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进行射击训练，日本提出交涉，中方否认日方围绕该礁主张专属经济区的依据。俄罗斯因素出现在同一海域，说明法律争议、军事活动和大国协作正在叠加，危机不会只是简单的双边冲突。
日本首相今年1月把台湾地区发生危机与美日同盟信誉相捆绑，声称日本若不作出反应，同盟可能崩塌。这类表态不只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也把是否介入变成对美国守约的证明。一旦政治信誉被押上赌桌，东京就更难主动踩刹车。
经济战线已提前出现。路透社7月20日报道，6月份中国对日镝、铽、钇等关键材料出口继续停滞，镓供应也受限，但中国当月稀土磁体对全球出口仍超过5600吨。这表明精准管制能够把压力落到特定产业，经济较量可能比军事接触持续得更久。
日本企业已经感到寒意。2026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受访日本企业认为对华紧张会损害日本经济，9%称业务已经受影响，35%预计将受到影响。企业担忧没有自动改变安全政策，说明经贸约束不能替代政治和军事威慑。
中日战争可能拖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哪一方能挨多少枚导弹，而是双方很难为有限冲突划出清楚终点。钓鱼岛、台湾地区、美日同盟和海洋权益彼此牵连，任何让步都可能被解释为示弱，结束战争会比发动报复更考验决策能力。
短期内，更可能出现“分段式升级”：海警对峙一次，军演跟进一轮，出口管制再收紧一档，外交交涉随后补上。每一轮都低于全面战争门槛，却让下一轮起点更高。日方若继续把中国内政同本国所谓安全挂钩，这种累积就会成为危险引信。
中国必须把危机管控当作威慑的一部分。明确红线、保留沟通渠道、规范现场处置，不是对挑衅退让，而是不给日方制造受害者叙事和拉拢外部力量的机会。真正的主动权，是掌握冲突何时升、升到哪里，以及如何迫使对方回到政治轨道。
军事准备也不能只盯第一轮火力，更要抓指挥链冗余、预警系统生存、弹药补充、工业修复和跨区域运输。日本用无人装备降低人员损耗，中国就要用体系压制削弱其反复启动冲突的能力，让东京明白拖延时间换不来更有利的战局。
经济和外交手段也要分清对象。对参与军事扩张的机构和关键环节施加精准成本，同时让日本工商界和普通民众看清冒险代价，才能阻止右翼势力转嫁损失。把日本社会整体推向对抗，只会帮助美国加固阵营，不符合中国利益。
中日关系确实已经接近剑拔弩张，可我们必须承认，真发生战争，最难处理的可能不是如何开局，而是怎样结束。中国不是害怕持久消耗，而是要提前拆掉日本借同盟转嫁代价、借低烈度摩擦拖延时间的条件，用足够强的控制力让战争没有发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