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12月，年氏病重呕血，此时弹劾她二哥年羹尧及年家的奏折不断。雍正却册封为年氏为皇贵妃，并下令暂停对年羹尧案的审讯。

雍正这样做，并非所谓的深谋，他只是见年氏已然病危，不想让她在死前牵挂太多。

后世不少读物习惯把这段往事解读成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表演，认为雍正借晋封之举稳定年氏一族，避免朝堂局势出现动荡。

对照清代官方留存的实录与谕旨资料不难发现，这类猜测过度放大帝王权术，忽略了雍正与年氏多年相伴积累的情感。

年氏早在康熙年间便由圣祖指婚，成为当时雍亲王胤禛的侧福晋。相伴多年里，她先后诞下三子一女，只是多数孩子没能长大成人。接连经历打击，再加上康熙大丧期间强撑身体参与各类礼仪，本就孱弱的身子彻底受损，此后常年缠绵病榻。

雍正登基之初，直接册封年氏为贵妃，位次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这份待遇，远超同期王府旧人。

依照雍正对外颁布的谕旨记录，他曾直白提及年氏品性温和恭谨，侍奉皇室长辈恪守礼法，打理后宫事务妥当，对待身边下人宽厚平和。常年投身繁杂政务的雍正坦言，自己整日忙于处理全国事务，没能腾出足够精力照料她的身体，各类诊治事宜全权托付太医，长久延误之下，病情持续恶化。

当年氏病势急剧加重，雍正决定晋封其为皇贵妃，一方面寄望能够冲喜，盼她病情出现转机；另一方面，也想让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光，拥有后宫之中仅次于皇后的名分，不留遗憾。

彼时朝堂形势早已暗流涌动。年羹尧平定西北立下大功之后，行事日渐骄纵，诸多举动逾越君臣本分，各地官员递上的检举文书堆积在御案之上。

雍正逐步收回年羹尧手中兵权，将其调离西北重镇，随后又下令把年羹尧押解京城等候会审。议政官员陆续整理出九十二款罪状，不少条目按律法足以判处极刑。

以雍正一贯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一桩案情清晰的大案本可快速落下帷幕，可他特意暂缓审讯流程，核心原因便是担心消息传入圆明园，刺激重病卧床的年氏。

宫廷相关史料留下细节，那段时间雍正特意吩咐宫中侍从，凡是涉及年羹尧案件的消息，一律不要禀报给年氏。他不愿这位相伴多年的女子，在病痛折磨之上，还要承受兄长获罪、家族陷入风波的煎熬。

很多人容易混淆时间脉络，年氏获封皇贵妃短短数日之后，便在圆明园离世。

在她离世之前，雍正始终没有推进年羹尧一案最终裁决。直至年氏丧事初步安排妥当，朝廷才继续推进审理流程，同年十二月，下达令年羹尧狱中自裁的旨意。两件大事先后衔接，时间距离极近，也让后世不断衍生各类猜想。

需要理清的一点是，雍正区分看待年氏本人与年羹尧的过错。终其一生，他从未将年羹尧犯下的罪责归咎到年氏身上。

年氏离世之后，雍正按照皇贵妃最高规格安排丧仪，打破常规选择辍朝五日。丧礼筹备期间，一旦礼仪安排出现疏漏，他便会严加斥责相关宗室与朝臣，足见内心悲痛。

之后年羹尧获罪自尽，雍正也没有执行连坐清算，年氏的父亲年遐龄免于重惩，大哥年希尧仅仅短暂革职，没过多久便再度得到起用。

这样的处置方式，能够看出雍正顾及与年氏之间的情分，不愿让她身后家族尽数倾覆。

很多影视剧对这段历史进行艺术加工，塑造出依靠家族势力争宠、性格张扬的后宫形象，和正史记载出入很大。

真实的年氏始终清楚兄长行事存在隐患，史书中没有留下她利用帝王恩宠为家族谋求私利的记录。身处皇权博弈中心，她一边是执掌大权的夫君，一边是日渐失势的兄长，常年夹在两难处境之中，心病叠加体弱，一步步走向油尽灯枯。

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君主，雍正一生行事冷静克制，朝堂决策极少被私人情绪左右。但在年氏生命最后的阶段，他暂时搁置对重臣的处置计划，放下帝王的杀伐决断，优先顾及一名女子的情绪。

这份举动不能完全剥离政治环境的客观影响，却也无法简单归结为纯粹的权谋手段。

权力场上处处充斥算计，可漫长岁月相伴滋生的情意，同样真实存在。

年氏离世之后，雍正选定的谥号为 “敦肃”，敦代表敦厚仁善，肃指代恭谨自持，算是对她一生品行最为凝练的评价。

多年之后，雍正离世，年氏最终得以与他一同安葬泰陵，成为少数能够陪伴雍正长眠地宫的后宫妃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