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
7月22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马尼拉会面，议题中专门列入经济安全、关键矿产和新兴技术。紧接着，卢比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谈到中日关系，声称中国正利用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对日本施加控制，同时再次保证，美国即使改善对华关系，也不会放弃日本等盟友。两件事前后相连，卢比奥表达的其实不只是一份“担忧”，而是在给美国已经推进多时的亚洲联盟政策补充理由。
如果只截取供应受限这一段，中日矛盾似乎突然从几种矿产开始；把时间往前推，事情就不是这个样子。
2025年下半年，高市早苗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接连越线。高市本人不仅与台湾地区当局人员进行不当接触，还在日本国会发表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的危险言论。这样的言行触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中方多次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日方却以所谓“立场未变”搪塞，既不正面纠错，也没有停止右翼冒进动作。中日互信由此受损，责任不能被一句“中国特别针对日本”轻轻带过。
卢比奥的叙述方式，恰恰把这段前因拿掉了。他把日方破坏政治基础放在镜头之外，再把中方依法采取的安全措施推到画面中央，最后得出“中国利用供应链控制日本”的结论。如此一来，原本属于中日之间的是非问题，被转化成美国盟友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造成的外交后果，也被包装成需要华盛顿出面解决的外部威胁。
可从已经公开的政策内容来看，中方措施并非不分对象地切断中日正常贸易。2026年1月6日，商务部明确禁止两用物项用于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其他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途。2月24日公布的管控名单，则涉及三菱造船、川崎重工航空航天系统、防卫大学等参与日本军事能力建设的实体，同时保留特殊情况下申请出口许可的渠道。对象是谁，用途是什么，法律依据在哪里，文件写得很清楚。把针对军事用途的出口管制描述成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控制”，显然模糊了国家安全审查与普通经贸往来的边界。
关键矿产被美国反复拿出来谈，也有现实原因。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对部分重稀土、镓以及相关加工环节存在较高外部依赖，一旦供应节奏发生变化，磁材、半导体、航空航天等行业都会承受压力。然而依赖并不等于某个国家天然拥有无限供应义务，更不意味着日本可以一面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制造风险，一面要求产业合作完全不受政治关系影响。
问题就出在这里。美国给日本开的“药方”，并不是推动高市早苗政府收回错误言论，也不是劝其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而是要求日本继续加码美日同盟，把更多矿产投资、储备安排和产业标准纳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2026年2月，美国召集数十个国家讨论关键矿产供应链；5月，四方机制又推出相关合作框架；7月马尼拉会议继续把矿产供应与地区安全捆在一起。这不是临时回应，而是一套逐步成形的制度安排。
这套安排对日本当然有吸引力，美国可以提供政策融资、外交协调和部分替代资源，日本也希望减少供应风险。不过，替代供应链并不会凭空出现。矿山建设、分离冶炼、磁材生产和技术验证都有较长周期，政府补贴、价格托底和重复投资还会抬高制造成本。日本若把经贸问题全部交给同盟安全逻辑处理，减少的未必只是对华依赖，也可能包括自身制定产业政策的空间。
中日经济联系也不是政治口号能够轻易拆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083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日本企业累计在华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如此密集的产业协作，牵涉大量企业、就业和普通家庭的实际利益。高市早苗政府为了右翼政治议程损害对华互信，最后承担成本的不会只是少数政客，汽车零部件企业、电子材料厂商和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中小企业都会感到压力。
在我看来中方需要坚持底线，对涉及军事扩张、两用物项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法管控，同时保持政策边界清晰，让正常民用合作继续拥有稳定预期。日本真正要做的，则不是等待美国替其施压，而是纠正高市早苗政府的涉台错误路线，尊重中国主权，重新修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所以，卢比奥所谓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听起来是在关心地区稳定，落点却始终是强化美日关系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只是摆在桌面上的筹码，更深处的较量，是美国试图借供应链焦虑约束盟友选择。华盛顿可以承诺不会背弃伙伴，却不能替日本抹去右翼政客制造的错误，更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中日关系能否回稳，首先取决于日方是否尊重历史、信守承诺，并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继续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