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就义后，组织上又派出了另外一位不得了的人物。他是中共隐蔽战线最高级别的潜伏者，同时是唯一一位终生都奉献在隐蔽战线的党员。他，就是徐会之。
1951年11月18日清晨六点，台北水源路一带的刑场上，徐会之被押下囚车。临刑前，他没有留下长篇申辩，只请人把一支自来水笔、一个打火机和几件随身物品转交故人。几分钟后，枪声响起。这位曾任汉口市市长、身负中将职级的黄埔一期生，走完了五十年左右的人生。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原本并未被判死刑。军法人员最早认为，徐会之到台湾地区后尚未真正实施所谓“策反”，拟判有期徒刑。案卷层层上送后，处理结果突然转向。1951年11月13日，最高层作出枪决批示；16日正式改判；18日便执行，前后只隔了几天。
一个担任过市长和军政要职的人，为何会被如此急迫地处决？答案藏在他几十年没有公开的另一重身份里。
徐会之出生于20世纪初，湖北黄冈团风人。青年时期，他接触新思想，参加学生运动。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学登记时，他写下“抱牺牲主义，为人类造幸福”的志向。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句话后来竟成了自己一生的写照。
黄埔毕业后，徐会之没有长期担任一线带兵主官，而是在政治工作、军政联络和地方治理系统中不断升迁。他参加过北伐，后来又在保定行营、第五战区、第四战区等机构任职。抗战期间，他与吴石曾在第四战区的工作体系中短暂共事，两人的名字也因此在多年后再次连接到一起。
徐会之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会不会带兵冲锋，而是他能在关系复杂的军政圈里站稳脚跟。他懂人情，也懂分寸，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事只能放在心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顶着公开身份长期活动，又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使命。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汉口市市长。武汉刚经历多年战乱，恢复交通、安定秩序、解决物资短缺都很棘手。徐会之一面处理城市事务，一面利用职位和人脉，为地下组织提供掩护，并设法联系紧缺药品。对隐蔽工作者来说，市长这个身份不是用来享受的荣耀，而是一道极有价值的屏障。
1949年底，重庆解放。按常理，他完全可以结束漂泊，回到家人身边。然而，台湾地区的地下工作此时接连遭受重创。1950年初，吴石情报组人员相继暴露，原有交通渠道被切断，能够接近军政高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徐会之熟悉国民党军政系统，又有黄埔同学和湖北同乡这两层关系。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不只是补上一条中断的联络线，还包括收集政治、军事情报，并争取有影响力的军政人员。1950年3月，他告别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经香港进入台湾地区。
妻子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给出日期，只说胜利的那一天，也许就是家人带着故乡黄土到墓前看他的那一天。这不是故意渲染悲壮，而是一名老地下工作者对处境的清醒判断。他知道岛内正在严密搜查，也知道自己一旦失手，很难再有退路。
进入台湾地区后，徐会之试图借旧日关系开展工作，却很快受到监视。1950年6月，他被扣押审讯。相关案卷没有显示他已经完成策反行动，军法机关因此一度认为，只能按照尚处于准备阶段处理，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的意见。
可他的经历实在太特殊：黄埔一期、军政高层、汉口市长、总统府参军，又在大陆解放后独自赴台。对台当局而言，这样的人即使尚未完成任务，也说明其军政体系内部曾长期存在一个身份隐藏极深的中共党员。徐会之被处决，既是为了除掉一个危险人物，也暴露出当时高层对内部情况的深度恐惧。
徐会之牺牲后，家人长期不清楚真相。他的秘密身份无法公开，许多经历只能被埋进档案。1985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6年，骨灰从台湾地区迎回，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留给女儿的遗物中，还有一枚被珍藏数十年的指北针。
我认为，徐会之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中将潜伏者”这个醒目的身份，而是他对隐蔽工作的理解。他没有把潜伏当成一次惊险行动，而是当成一种长期生活。升职时不能忘记来路，局势好转时不能只顾自己，明知任务危险仍要有人接手。
隐蔽战线真正残酷的地方，是一个人可能立下很大功劳，却不能解释、不能表白，甚至在牺牲多年后才被看见。徐会之用二十多年的沉默证明，忠诚有时不是高声宣告，而是在无人注视的地方，始终没有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