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陈赓大将的搭档，被称为当代诸葛亮，1955年大授衔，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8年春，临汾城外炮声不断。守军依靠厚实的城墙、密集的碉堡和壕沟，挡住了一轮又一轮进攻。负责攻城的王新亭没有急着把部队往前推，而是趴在地图前反复研究：火力应该打向哪里，坑道从什么位置开挖，哪支队伍负责突破，后续兵力怎样跟进。
这场战斗打了两个多月。最后，部队通过坑道爆破撕开城防，从缺口冲进城内。战后，第23旅被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直到这时，许多人才真正意识到，过去站在陈赓身旁做政治工作的王新亭，已经成长为能够独立组织大型攻坚战的将领。
王新亭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军事指挥见长。1908年，他出生在湖北孝感一户普通农家。家里条件有限，他读过几年书，后来做过学徒，也在店铺里干过活。这样的经历看起来平常，却让他比很多同时代的战士更识字，也更懂得观察人和处理琐碎事务。
1930年参加红军后，他很快被安排从事政治工作。部队行军打仗，不只是端着枪往前冲，还要登记人员、宣传动员、解决思想问题、整顿纪律。王新亭做事耐心，写材料清楚，碰到杂乱的事情，总能一件件理顺，逐渐成为队伍里的政工骨干。
早年部队生活艰苦，缴获的物资中有时夹杂首饰、字画和器物，不少战士不了解价值，容易随手处置。王新亭凭借当学徒时积累的一点经验，把有价值的东西挑选出来，设法换成衣物和生活用品。战友因此给他起了一个带着玩笑意味的称呼——“鉴宝师”。
这件小事其实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关注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怎样把有限的东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后来他带兵、做政治工作乃至指挥战役，也一直保留着这种习惯：先把情况摸清，再把人、装备和任务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新亭进入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工作，并与旅长陈赓搭档。陈赓头脑灵活，胆子大，擅长根据战场变化突然出手；王新亭则更加沉稳，重视纪律、组织和部队情绪。
1938年，386旅先后参加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这几仗并不是简单地与日军正面硬拼，而是利用地形、情报和行军速度，把敌人引入伏击区域，再集中兵力发起攻击。陈赓负责战术部署，王新亭则要保证命令能够传达到位，部队在激烈战斗中不会乱。
政治委员并不等于只坐在屋里讲话。部队伤亡后怎样补充，干部情绪低落时怎么稳定，群众能不能及时提供粮食和情报，战士违反纪律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直接影响下一仗能不能打。王新亭把这些环节抓得很细，386旅也因此形成了较强的执行力。
随着386旅接连取胜，这支部队逐渐成为华北敌后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也被日军列为重点对付的目标。面对频繁扫荡，部队既要保存实力，又要寻找机会反击。王新亭的价值正在于，他能够把军事行动、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连在一起考虑，而不是只盯着一次战斗的得失。
抗战中后期，王新亭长期在太岳地区工作。那里的任务十分复杂，既要组织正规部队作战，也要发展地方武装，还要保护根据地的生产和交通。几年下来，他对部队建设越来越熟悉，但真正考验他独立指挥能力的机会，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到来。
1947年，王新亭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一些战士来自地方武装，训练和装备都不够整齐。怎样把这样一支队伍带成能攻坚、能连续作战的主力，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运城攻坚成为第一次大考。前期进攻并不顺利，城墙坚固，守军火力密集，突击部队伤亡不小。王新亭没有用“战士不勇敢”来解释失败，而是重新研究爆破、掩护和突击之间的配合。再次进攻时，部队吸取教训，最终突破城防，拿下运城。
这场胜利给王新亭带来的不只是战功，更重要的是让他摸到了攻坚作战的门道。他开始明白，指挥员既不能遇到困难就后退，也不能靠情绪催着部队硬冲。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调整，什么时候把预备队压上去，都要建立在对战场情况的准确判断上。
临汾战役正是在这样的积累下展开的。面对比运城更完整的防御体系，王新亭把坑道爆破、火力压制和步兵突击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各部队反复演练。最终，第8纵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临汾旅”的名字也由此传开。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王新亭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从普通战士到高级将领，这条路走了二十多年，每一次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场场战斗和一次次挫折中积累起来的。
王新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他曾与陈赓并肩作战，也不只是他后来能够独立攻城拔寨。他真正难得的是，既能在名将身边做好配合，又能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站出来；既懂得激励官兵，也懂得计算兵力、研究地形和把握战机。
有些将领让人记住的是勇猛，有些将领靠奇谋留下名字。王新亭的特点却是稳。他很少把自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却能把一支基础薄弱的部队慢慢带成攻坚主力。1955年的上将军衔，正是对他多年军政经历、战场能力和带兵成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