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从无败迹的云南猛将，日军被打得，专门把他的战术命名为罗氏战术。
1941年4月，淮南金牛山一带的枪声停下后，日伪军发现，自己输得很不明白。看见新四军就在前面，追过去却找不到主力；刚准备收兵，侧后方又响起枪声。新四军没有排成长线死守，而是散在几个村庄和高地之间。一个阵地受压，另外几处立即从侧后方出手，进攻部队越往里钻，能活动的空间反而越小。
这次战斗中，新四军牺牲54人，击毙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一个月后，日军又在飞机掩护下调集5000多人，分五路扫荡淮南路东根据地。六七天后，日军再次遭受很大损失。日本军官找不到现成解释，最后把这种打法称作“罗氏战术”。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某种固定阵法，其实恰恰相反。罗炳辉最突出的本事，是从不迷信一种打法。他先看地形、兵力和敌人的习惯，再决定部队该聚还是该散。对手一旦摸到规律，他就改变节奏。
这种判断力并非突然出现。1926年，罗炳辉还是国民革命军营长，率部进攻南昌牛行车站。战斗持续三昼夜，全营400多人最后只剩不足80人，他本人也负了伤。惨烈伤亡让他明白，只讲勇猛、不讲办法，很可能耗光一支队伍。
1929年7月，罗炳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率吉安靖卫大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进入红军后，他把早年的教训变成习惯：打仗之前先想怎样调动敌人，而不是急着比火力。
第一次反“围剿”中，他奉命诱敌。部队边打边退，还故意在路上留下水壶、草鞋和大刀，装出仓促逃跑的样子。追兵以为红军已经慌乱，一路紧追，最后被带进龙冈伏击圈。1932年，他又率部追击140多里，接连攻下两座县城，所部因此有了“两脚骑兵”的称呼。
长征时期，罗炳辉的任务往往不是夺取某个地方，而是让敌人看错方向。1935年3月，中央红军准备南渡乌江，红九军团却留在北岸牵制追兵。他让部队拉长队形，到处插旗、写标语、放烟火，故意制造主力尚未离开的声势。敌军两个纵队、六个师被带着来回转，等反应过来，中央红军早已完成转移。
到了淮南，战场完全变了。这里河沟多、村庄密，日军有飞机和火炮，新四军装备有限。罗炳辉没有照搬山地作战经验，而是把部队分成三至五个支点，相隔两三公里，彼此能够迅速支援。这就是后来出名的“梅花桩战术”。
日军常用分进合击，先集中力量扑向一个目标。受到攻击的支点便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向预定区域，其他支点迅速绕到侧翼和后方。日军以为正在包围新四军，深入后却发现运输线和退路受到威胁。金牛山之战，正是这种战法首次显出威力。
罗炳辉还发现，民兵集中起来未必好用。他让民兵一般不离开熟悉的村庄，三五人组成小组，负责送情报、当向导、救伤员，也在隐蔽处同时打出一排枪。开枪后立即转移，日军很难判断人数和方向。这种小组行动被称为“麻雀战”。
转到津浦路西后，地形又不适合梅花桩，他便改用地堡战术。在交通要冲修筑坚固工事，提前标出不同距离，方便射手校准。守军先打军官、炮手和拉炮骡马，把进攻部队拖在阵地前，再由主力从侧后方反击。敢舍弃已经成功的办法，正是罗炳辉难以被对手摸透的原因。
战术能够落地，也离不开根据地群众。老百姓熟悉小路、河沟和村口，敌军刚有行动，消息就可能先一步传来。部队严守纪律、保护群众，群众也愿意带路、掩护伤员。日军看到的是忽聚忽散的队伍，真正困住它的，却是一张军民共同形成的情报网。
罗炳辉1897年出生于云南彝良，1915年进入滇军，从士兵逐步升为营长。他没有上过正规军校，却在护国战争、北伐、反“围剿”、长征和敌后抗战中不断总结经验。别人称他是猛将，他更像一个肯反复算账的人：怎样少伤亡，怎样让敌人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1946年4月，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长期征战使他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和肠胃疾病，但他仍到前线检查工事、部署作战。6月21日，他在返回临沂治疗途中病情恶化，于兰陵逝世，年仅49岁。1989年，他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在我看来，“罗氏战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留下了几个好听的战法名称，而是说明真正高明的指挥，并不靠一味强攻。罗炳辉总在算敌人的弱点，也在算自己承受不起的代价。他把保护战士、依靠群众和争取胜利放在一起考虑，这比一味强攻更难。
装备处于劣势，并不等于只能挨打。把地形看懂，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把敌人的行动节奏打乱，弱势就可能转化为局部主动。罗炳辉留下的真正财富，正是这种不蛮干、不僵化、始终根据实际情况寻找办法的军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