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活捉日军中佐，刘伯承大喜过望，忙说要奖励这个战士，可当听说俘虏是皮定均抓的，他瞬间大怒：“他这个司令不要干了！”

1939年夏天，漳河一带连日下雨，河水暴涨。一股300多人的日军到了河南店后，被大水同东岸主力隔开。皮定均抓住这个机会，当夜带着129师特务团急行军，赶在天亮前完成包围，打了一场漂亮仗。
这一仗之后，刘伯承在总结中专门肯定了皮定均。
他看中的不只是皮定均敢打，而是这个年轻团长脑子转得快，能从天气、地形和敌军位置变化中发现机会。这样的干部，如果再磨一磨，将来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问题也出在这里。
皮定均实在太喜欢跑到前面。
有一次，刘伯承让他安排人员侦察敌情，皮定均觉得别人去不如自己去，竟亲自进入敌占区活动。被敌人发现以后，他靠着临场反应才脱离危险。
人回来了，刘伯承却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段“英雄故事”。
团长如果出了事，一团人怎么办？
侦察员的任务是摸清敌情，团长的任务却是利用这些敌情决定部队下一步怎么打。两者都重要，却不是一回事。
后来皮定均的担子越来越重，从129师特务团团长成长为太行军区军分区司令员。过去他考虑的是一个团，如今要盯着的，是一大片根据地里的敌情、部队和交通线。
偏偏他的老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太行山区的形势十分复杂。日军据点、交通线犬牙交错，敌伪军不断活动，八路军既要打击敌人，又要摸清对方兵力、番号和部署。
活捉日军人员，因此很有价值。
死者不会开口，俘虏却可能提供驻军情况、交通路线和行动规律。普通士兵尚且有用，如果能抓到军官，价值自然更高。
后来，太行部队果然抓到了一名日军中佐。
消息传到刘伯承那里，他很高兴。中佐在日军军衔体系中属于佐官，这样的人落到八路军手中并不多见。
刘伯承第一反应便是问：谁抓的？
他还想着，这个执行任务的干部战士干得不错，应该奖励。
结果名字一报上来——皮定均。
刘伯承的情绪马上变了。
原来，这个军分区司令员又跑到了前面，而且这次干脆自己参加了抓俘虏的行动。
于是便有了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幕：刚才还准备表扬立功者的刘伯承，得知是皮定均后不但没有夸他，反而严厉批评，说他这个司令员这样干下去就不要干了。
皮定均一开始当然有点想不明白。
人抓回来了，还是个中佐；任务完成了，自己也没出事，怎么反倒挨了一顿训？
可刘伯承考虑的压根不是这一次行动赚了多少，而是皮定均赌进去的东西有多大。
抓俘虏，可以派侦察人员，可以安排小分队，也可以设计伏击。皮定均身为军分区主官，本应负责判断敌情、组织兵力、准备接应，把每一步安排好。
结果他把这些事放到一边，自己跑去抓人。
成功了，看着痛快。
如果失败呢？
一旦他被敌军围住、负伤甚至牺牲，军分区突然失去主官，影响的就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整片区域的部队行动。
这才是刘伯承真正恼火的地方。
皮定均缺的从来不是胆量。
十几岁参加红军，从鄂豫皖一路打到川陕，再经过长征来到陕北，他经历的险仗已经不少。到抗战时期，他更是敢打、敢闯，碰见敌人往往先想着怎么吃掉对方。
可一个干部越往上走，单靠“我敢上”越来越不够。
排长要知道自己的排在哪里，团长要看到几个营怎样配合，军分区司令员则必须同时考虑敌军据点、地方武装、道路、水源、后勤和整个作战区域。
这也是刘伯承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盯着皮定均。
不是嫌他不勇敢，恰恰是怕他把勇敢用错地方。
刘伯承自己年轻时也吃过这个亏。他后来回忆早年作战经历时就讲过，第一次带排作战，只顾自己冲到前面，回头才发现大部分战士没有跟上来。个人冲得最快，不等于把队伍带好了。

真正让他成长的，并不是那句重话本身，而是他逐渐明白：当主官之后，“冲在第一个”并不总是负责，“让整个部队知道怎样行动”才是更大的责任。
这种变化很快就体现在后面的作战中。
1943年8月，林南战役展开。皮定均参与指挥部队向林县、安阳一带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连续攻克大量据点。这类作战远比亲手抓一个俘虏复杂，需要判断敌情、调动兵力，还要把不同方向的行动衔接起来。
到了1944年，他承担的任务更重。
这一年，皮定均奉命组织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率部渡过黄河，向豫西挺进。
这已经不是守着熟悉的根据地打仗，而是带着部队进入新的区域。当地敌情怎样，群众基础怎样，粮食从哪里来，部队站在哪里，下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都得由指挥员判断。
如果还是早年那个喜欢自己跑出去侦察、恨不得每次行动都亲自参加的皮定均，很难承担这样的任务。
可这一次，他带着部队进入豫西后，很快打开局面，并与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发展豫西抗日根据地。
从河南店那个敢抓战机的特务团团长，到能够带着一支部队独立挺进豫西的司令员，皮定均真正改变的，并不是胆子变小了。
而是他开始懂得，什么时候该大胆，什么时候必须把自己放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所以，再回头看活捉日军中佐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反而不是那名中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