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后来说，抗美援朝有两大遗憾，一个是毛岸英不幸牺牲，这让彭德怀非常痛心，觉得对不住毛主席。另一个就是第五次战役。前三次战役打得都比较漂亮，第四次战役打得有些吃力，第五次战役则让彭德怀很痛心，志愿军歼敌8.2万，可是自身伤亡8.5万，自身伤亡略高于敌人。
彭德怀晚年回想朝鲜战场，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经历过多少危险，而是两件已经无法挽回的事。一件发生在志愿军总部，一件发生在绵延数百里的战线上。前者让他觉得没有照顾好毛岸英，后者则让他始终惦记那些没能回国的官兵。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总部驻地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当时第二次战役已经打响，前线军情十分紧张，彭德怀既要继续指挥部队，又必须把噩耗报告中央。那封电报写得很短，可对他来说，每一个字都格外沉重。
毛岸英来到朝鲜后，在总部承担实际工作，并没有因为身份特殊而远离危险。他牺牲后，彭德怀一直认为，人在自己的指挥部里，自己就有保护责任。毛主席后来没有责怪他，但这种安慰并没有让他真正释怀。一条年轻生命突然中断，留下的内疚很难消散。
另一件遗憾与第五次战役有关。要理解彭德怀为什么如此痛心，不能只看最后的伤亡数字，还要看战场条件怎样发生变化。志愿军刚入朝时，敌军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打法，部队依靠夜战、近战和穿插包围，连续取得主动。
第一次战役稳住了朝鲜北部局势，第二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大幅赶退，第三次战役又越过三八线。那时志愿军行动隐蔽、士气高昂，敢于从敌军薄弱处切入。对手虽然装备占优，却常常判断不清志愿军主力的位置。
到了第四次战役，情况开始不同。李奇微接手指挥后，不再轻易长距离冒进，而是依靠火炮、航空兵和机械化部队稳步推进。他注意到志愿军补给困难，一旦连续作战数日，粮食和弹药就会迅速减少，于是有意拖长战斗时间，等志愿军攻势减弱后再反击。
朝鲜战场由此从“谁能突然打中对方”，转向“谁能支撑得更久”。志愿军官兵依然英勇，可运输能力、制空权和火力上的差距，无法只靠勇敢弥补。前线每向南推进一步，补给线就拉长一段，部队冲得越快，后方物资越难跟上。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彭德怀决定主动出击，既想打乱敌军部署，也担心对方利用海空优势从侧后方登陆。战役初期，志愿军突破临津江一线，在东西两线推进，迫使敌军后撤，并重创多支部队。
然而，战果扩大后，危险也随之出现。大批部队长距离南进，运输车辆不足，道路不断遭到轰炸。粮食、弹药送不上去，伤员也难以及时后送。许多部队携带的物资耗尽，只能停止进攻，准备向北调整。
敌军等待的正是这个时机。坦克和汽车沿公路快速推进，飞机和火炮持续封锁道路，志愿军只能依靠双腿后撤。有些部队已经深入较远，转移命令又难以及时传到每个单位。战线一旦出现空隙，敌军机械化部队便迅速插入。
180师的损失，就是在通信不畅、补给断绝、道路受阻和敌军快速合围等因素叠加下发生的。许多官兵在突围、阻击和掩护伤员的过程中牺牲或失散，这成为第五次战役中最令人难过的一页。
为了挡住敌军继续向铁原方向推进，志愿军又投入部队展开阻击。官兵在缺少坚固工事、连续疲劳作战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到1951年6月10日前后，战线逐渐稳定，第五次战役基本结束。
按照战后统计，志愿军歼敌8.2万余人，自身伤亡约8.5万人。这个数字让彭德怀格外沉重，因为前几次战役中，志愿军常能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战果，而这一次，自身伤亡略高于歼敌数字。地图上的战线稳住了，心里的账却很难翻过去。
战后总结时，彭德怀没有把责任简单推给某支部队。他认识到，战役目标定得偏大，对敌军机械化反击速度估计不足，也没有充分考虑后勤的承受能力。此后志愿军调整打法，不再追求一次性大纵深推进，而是采取更稳妥的阵地作战和轮番作战。
第五次战役并非没有战略作用。它使双方认识到，靠一次大规模进攻结束战争并不现实。一个月后，停战谈判开始，战场逐渐转入长期相持。但对彭德怀来说，战略结果不能冲淡具体伤亡，每一份名单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在我看来，彭德怀始终惦记这两件事，反映出的不是软弱，而是统帅对生命分量的清醒认识。毛岸英的牺牲，让他背负情感上的愧疚；第五次战役的损失，则让他不断追问决策是否还能更加周全。战争需要勇气，也需要对代价保持敬畏。胜利之后仍愿意面对不足，不把牺牲只写成几个数字，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历史和将士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