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面对的难题，不是找一处地方守住，而是不能让自己被敌军钉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只剩三万余人，周围却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逐步压来。兵力、装备和补给都不占优势，一旦被围在狭窄地域，后果十分危险。活路不在阵地上，而在脚下。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附近同川军激战。战前掌握的敌情有偏差，交战后，对方援军不断赶到，原定北渡长江的道路也越来越难走。继续硬拼，可能把主力拖进消耗战。毛泽东等人随即改变部署，红军于1月29日西渡赤水。后来所说的“一渡赤水”，起点并非从容布局，而是从危险中迅速脱身。
人们常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套早已设计好的妙计，仿佛四次渡河都提前画在地图上。真实的战场不会如此整齐。敌情、渡口、天气和道路都在变化，原来的方案随时可能失效。真正高明之处，不是从来不改主意，而是发现情况不对，马上丢掉旧方案。
一渡后，红军进入川南寻找渡江机会。但长江沿岸防守加强，川军、滇军又逐渐靠拢，继续向北已难实现。2月上旬，红军在扎西一带整编，毛泽东提出回师黔北。敌军以为红军仍要向西北走，黔北兵力随之空虚。2月18日至21日，红军二渡赤水，突然向东折返。
红军先取桐梓，再攻娄山关，随后重占遵义，在几天内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胜利不是因为红军忽然多了枪炮，而是敌军部署被调动打乱，红军在局部形成优势。所谓运动中找机会，就是先让对方失去平衡，再打它来不及收紧的部位。
胜利之后，部队求战情绪上升，一些将领主张攻打打鼓新场。3月10日的苟坝会议上，多数人赞成进攻，毛泽东却判断那里工事较强，附近又有重兵，红军若长时间攻坚，很可能遭到合围。他的意见起初没有被接受，直到次日重新讨论，进攻计划才被放弃。
机动并不总让人痛快。能打却不打，刚取胜又转身，明明离目标不远却改变方向，很容易引起疑问。毛泽东承担的不只是判断地形和兵力，还要压住全军急于求战的情绪。战场上最难否定的，往往不是失败后的方案，而是胜利后看起来很诱人的方案。
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重新进入川南，并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国民党军主力随之向河西调动。几天后，红军突然折回，于3月21日至22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四渡赤水，把追堵部队甩在西面，主力迅速向南穿插。
三渡和四渡连起来看，目的不是过河本身，而是借路线变化制造时间差。国民党军数量多、分布广，转向需要逐级传达命令，还要重新安排道路和补给。中央红军人数较少，行动统一，只要通信不断、意图不泄露，就可能比对方早到半步。半步不多，却足以让正在合拢的包围圈留下缝隙。
地图上的半步，对战士来说却是几十里山路。贵州北部和川南山岭密集，道路窄而陡，大部队还要带着武器、弹药、伤员和通信器材。白天走过的路，夜里也许又要折回；刚架好浮桥，后续部队便要连续通过。命令晚到、桥梁受损或一个纵队掉队，都可能暴露行动。
因此，四渡赤水的机动能力，不只是三万多人“能走”。它是一套紧紧咬合的系统：侦察要摸清敌情，电台要把命令送到各军团，工兵要架桥，前卫要开路，后卫要挡住追兵，指挥机关还得迅速判断下一步。任何一处慢下来，全军都会受影响。
毛泽东扛住的，正是这套系统最上端的压力。走错方向，疲惫会白白增加；晚作决定，敌军可能先封住渡口；舍不得放弃一场仗，主力就可能被拖住。他必须在情报不完整时作出选择，也必须在新情况出现后及时纠正。机动的本质，不是没有计划，而是不被原计划困住。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趁滇军东调进入云南，并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最终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赤水河上的四次往返只是外在轨迹，真正起作用的是不断争取主动：不为一城一地停步，不按敌人预想的方向行动，也不拿部队换一场表面好看的胜利。
我认为，四渡赤水最值得理解的，并非“算无遗策”，而是在极端困难下仍能让头脑转弯。毛泽东的压力，来自每次决定都会落到成千上万人的脚上。方向改一次，全军就要多走一段；判断慢一步，危险就会逼近一层。最终撑住这场机动的，既有指挥者敢于负责、敢于纠错，也有红军上下对命令的执行和在疲劳中的坚持。所谓奇兵，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一支队伍走到了别人认为它走不到的位置，又在敌人反应过来前，换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