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有一个太监，叫王继恩。这个人胆子大、手也长——太祖驾崩时他敢抗旨换人，太宗晚年他又敢密谋废太子。一个太监，两次插手皇位更替，这在任何朝代都是要掉脑袋的事。可偏偏他活了，还活了很久。王继恩的一生，就是宋初皇权合法性的照妖镜。

王继恩，陕州陕县人。后周显德年间入宫做了宦官，起初被一户姓张的人家收养，叫张德钧。宋太祖赵匡胤建宋后，他求见太祖恢复本宗，太祖召见并赐名“继恩”，从此成了太祖身边的红人。陈桥兵变后太祖曾对他说：“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一个太监能听到皇帝说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可见信任到什么程度。

可就是这个被太祖如此信任的人，在太祖驾崩那天，做出了改变宋朝命运的选择。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太祖突然驾崩。宋皇后急派王继恩出宫，召太祖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入宫。王继恩出了宫门，脚一拐——直奔晋王赵光义府邸。一个太监，就这么把皇后懿旨扔在了脑后。

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一看来的不是赵德芳，也只能认命，哭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次日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史官在《宋史》里记了一笔，但没敢深写。可天下人都知道——赵光义能坐上龙椅，王继恩是第一功臣。

赵光义自然要报答。此后的王继恩，一路高升，内侍行首、排阵都监、久领兵于河北。雍熙北伐时他出任易州监军，太平兴国年间又迁镇州、定州、高阳关路排阵钤辖，防御辽军南侵。一个太监，手握重兵，这在唐末藩镇割据之后并不多见。

淳化四年（993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义。赵光义派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军镇压。王继恩确实把起义镇压下去了，攻陷成都后“屠杀三万人”。可他在成都“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打了胜仗就飘了，军纪败坏、纵兵抢掠，甚至“余贼迸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朝廷屡次派使者催战，他才勉强动弹。

按说这罪过不小。可赵光义只是“却宰相之请，不授王继恩宣徽”——不给他升宣徽使，仅此而已。一个拥立之功，保了他一辈子。

到了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太子赵恒已经立了好几年，可王继恩偏偏看不上他，暗中串联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与李皇后一起密谋，想废掉太子赵恒，改立太宗长子、已被废为庶人的赵元佐。

太宗驾崩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宰相吕端入宫。吕端是个老江湖，一看王继恩来了，当即意识到大事不好——“砰”的一声把王继恩锁在自己书房里，派人看守，自己入宫见皇后。吕端据理力争，最终奉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王继恩的阴谋彻底败露。

宋真宗即位后，将王继恩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均州，籍没家产。咸平二年（999年），王继恩死于贬所。

回头再看王继恩的一生：他两次想改变皇位的走向——一次成功了，一次失败了。成功那次让他荣华富贵二十余年；失败那次让他身败名裂、客死他乡。可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个人的起落，而是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爬这么高。

宋初的皇帝，从太祖到太宗，都在忙一件事——给自己的皇位找合法性。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说到底也是抢来的；太宗“斧声烛影”上位，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一个合法性有瑕疵的皇权，最怕的就是没人支持。而太监——日夜侍奉在侧的太监——恰恰是最容易收买、也最不会威胁皇位的人。于是王继恩们成了皇权的“自己人”，哪怕骄纵、哪怕贪腐、哪怕手握重兵胡作非为，只要关键时刻站对队，一切都可以原谅。

可这种“自己人”逻辑，最后反噬了皇权本身。 王继恩能在太宗临终时密谋废太子，恰恰是因为他太“自己人”了——他以为他还能像二十年前那样，再决定一次谁当皇帝。他忘了，上次他是帮太宗夺位，这次他是要废太宗的儿子。同一种逻辑，在不同的时间，就是忠诚和谋逆的区别。

宋初的转型，对外是“偃武修文”，对内是“强干弱枝”。可王继恩的故事告诉我们：比制度漏洞更可怕的，是皇权为了自保而不断制造“自己人”的冲动。每制造一个“自己人”，就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从王继恩到后来的童贯、梁师成，北宋的太监政治，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根——根不在太监身上，在皇帝自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