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旅长不当了，跑去给石友三当团长。后来石友三当汉奸，他又跑。再后来跟着孙良诚，孙良诚也当汉奸，他又跑。

段海洲这个人，脾气硬，心里也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早年间，他在冀南一带拉起队伍的时候，并不是冲着升官发财去的。那时候日本人到处烧杀，村里人白天不敢下地，晚上不敢点灯，谁家有点粮食都得藏到夹墙里。段海洲看不下去，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卖了，又找熟人借钱，凑了些枪支弹药，带着一帮青壮年干起了抗日。

刚开始，乡亲们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路数。乱世里，打着抗日旗号的人不少，有些人枪口对着鬼子没几次，对着老百姓倒挺狠。段海洲知道大家怕什么，就当众立规矩：不抢粮，不欺负妇女，不打骂百姓，谁犯了就按军法办。他自己也不摆架子，粗粮窝头照样吃，破棉袄照样穿。时间久了，老百姓才慢慢信他，有人送鞋，有人送干粮，还有年轻人主动来投。

后来，八路军的人找到了他。来人跟他谈得很实在，说抗日不是靠一股蛮劲，也不是哪支队伍单打独斗就能成的，得有纪律，得有老百姓支持，得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段海洲听着觉得有道理，就带着队伍接受改编，成了八路军青年抗日纵队的一部分，他也当上了旅长。

可当了旅长以后，他心里反倒不自在了。八路军讲纪律，讲学习，打仗要请示，行军要安排，连对老百姓说话都得讲分寸。段海洲以前带队伍，很多事都是自己拍板，现在处处要按规矩来，他一时适应不了。身边一些老弟兄也嘀咕，说日子太苦，管得太细，打仗还要开会研究，哪有以前痛快。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石友三那边派人来了。来人说得很动听，说石友三看重段海洲，只要过去，马上给团长，粮饷弹药都不缺，队伍还是他自己带，不受那么多约束。段海洲本来心里就憋着一口气，听来听去，觉得这也许是条路。没过多久，他带着一部分老部下离开八路军，投奔了石友三。

到了石友三那里，表面上的确宽松多了。没人天天喊他学习，也没人盯着他改脾气，军饷比以前好，枪支弹药也补了一些。可日子一长，段海洲发现味道不对。石友三嘴上喊抗日，实际打鬼子的时候总往后缩，跟八路军抢地盘、抢粮食倒是来劲。有几次部下回来报告，说上头的人偷偷跟日军那边接触，段海洲听了心里发沉。

他去问石友三，石友三却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样子，说这是权宜之计，是周旋，是保存实力。段海洲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看得出来，这话里水分太大。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还说什么周旋，周旋到最后，不就是给自己找台阶当汉奸吗？

那天夜里，段海洲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自己卖家产买枪的时候，想起那些给队伍送粮的乡亲，也想起八路军那位指导员说过的话。自己扛枪，是为了不让鬼子欺负中国人，不是为了跟着军阀混饭吃。天快亮时，他把几个可靠的人叫来，只说了一句：这地方不能待了。

于是，他又带人走了。没过多久，石友三果然公开投靠日本人，成了人人骂的汉奸。段海洲听到消息后，半天没说话，只觉得后背发凉。幸亏走得早，要不然这辈子都洗不清。

可离开石友三以后，段海洲也不好过。队伍少了，弹药缺了，四面都是敌人。他想继续抗日，又得找个能落脚的地方。那时候孙良诚还打着抗日旗号，段海洲便带着残部投了过去。孙良诚见他手里还有人，也给了些补给，安排他驻防。

这一次，段海洲比从前谨慎多了。他暗中观察孙良诚的部队，越看越觉得不踏实。士兵抢东西没人管，军官吃喝玩乐没人问，真要打日本人，一个个都推三阻四。到了1942年前后，风向彻底变了。孙良诚召集军官开会，说什么“曲线救国”，其实就是准备接受日军改编。

段海洲一听，火一下就顶上来了。散会后，他回到驻地，把弟兄们叫到跟前，声音不高，却一句一句砸在地上：“咱们出来是干啥的？是为日本人站岗，还是为老百姓争口气？上头要当汉奸，咱们不能跟着丢祖宗的脸。”

底下人都明白了。当天夜里，他们收拾枪弹干粮，悄悄离开孙良诚的防区。走的时候，队伍已经不到一百人，很多人脚上磨出了血泡，可段海洲心里反而亮堂了。他折腾了这一大圈，总算看明白了：乱世里，靠谁的空话都不行，谁真抗日，谁假抗日，时间一长就露出来。

几天后，他们在山里碰上了一支八路军小分队。带队的人，正是当年劝他参加八路军的那位指导员。段海洲站在那里，有些说不出口。指导员没有责备他，只握住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先让弟兄们吃口热饭。”

段海洲听到这句话，眼眶一下就红了。他回头看着那些跟着自己跑了几道弯路、瘦得不成样子的弟兄，又看着八路军锅灶上冒起的热气，心里像压了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条路，他走错过，也绕远过，可最后还是明白了，真要打鬼子，还是得回到真正抗日的队伍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