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施奇，这位被官方誉为我军机要战线坚贞、圣洁而崇高的“丹娘”的年轻战士，被敌人残忍活埋。
1942年5月，上饶茅家岭山脚下，敌人挖好了土坑。被押到坑边的施奇已经病得十分虚弱，连正常行走都很困难。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仍没有交出密码，没有透露机要情况，也没有用战友的安危换取活命的机会。泥土掩埋了她年轻的身体，那一年，她只有20岁。
敌人为什么不肯放过这样一个重病的姑娘？原因不复杂。施奇不是普通被俘人员，她曾在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担任江北大组组长。她接触过重要电报，熟悉通信程序，也掌握严格保密的工作内容。对敌人来说，她脑子里记住的东西，比缴获一支枪更有价值。
也正因为如此，施奇被捕后的较量，并不发生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敌人希望撬开她的嘴，从她身上找到部队联络和机要工作的线索；她能做的，则是忍住伤痛，把所有秘密留在自己心里。双方争夺的，看不见，却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安全。
施奇原名施美云，1922年出生在浙江平湖。她家境贫寒，14岁便离开家乡，到上海一家缫丝厂做童工。缫丝并不是轻松活，女工长时间守在热水和蒸汽旁，双手反复接触热水，工钱却十分微薄。这样的经历，让她很早便懂得，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陷入战火。年仅15岁的施奇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奔赴抗战前线抢救伤员。她做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是搬运物资、照顾伤员、协助救护，把负伤的人从危险地带送下来。
战场没有给她留下幻想。伤员的呻吟、被炮火毁坏的家园，以及随时可能落下的炮弹，都让这个年轻姑娘明白，民族危亡并不是报纸上的几个字，而是眼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此后，她不再只是为了摆脱个人贫困而寻找出路，而是把自己的选择同抗日救亡联系在了一起。
1938年8月，施奇来到安徽泾县，参加新四军，被编入军部教导队学习，并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原先读书不多，文化基础并不突出，可机要岗位偏偏要求准确、细致，不能凭感觉办事。数字错一位、电文漏一组，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为了胜任工作，她花了大量时间学习速记、通信和密码知识。别人看起来枯燥难记的符号，她一遍遍抄写；复杂的电文处理程序，她反复练习。结业后，她先进入军部速记班，后来调到军部机要科，并担任江北大组组长。能被安排到这个岗位，本身就说明组织对她业务能力和保密意识的信任。
机要工作没有冲锋时的呐喊，却有另一种危险。电台一响，前线部署、部队行动和上级指示便可能从这里经过。工作人员不仅要译得快、发得准，还得管住嘴、看住文件、守好密码。施奇每天面对的是纸张、数字和电键，背后连接的却是战场上一支支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遭到重兵包围。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施奇仍守在机要岗位上译发电报，维持同上级的通信。包围圈越来越小后，她按照命令毁掉电台，焚烧密码和机密材料，不给敌人留下可以利用的东西。
这一步做完，她才跟随队伍突围。混乱中，她同战友失散，最终不幸被俘。电台虽然已经毁掉，密码也化为灰烬，可敌人认为，她本人就是一份“活情报”。于是，逼供、诱降和摧残接连而来。施奇遭受严重伤害，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却始终拒绝泄露机密。
敌人曾企图用治病和活命作交换，让她低头“自首”。这种条件听起来像给人留了一条生路，实际代价却是出卖信仰和战友。施奇没有接受。她被送进上饶集中营后，已经从一个健康活泼的年轻战士，变成重病缠身、行动困难的囚徒，但她仍在狱中写下揭露集中营罪行的文字。
1941年底，一些战友秘密筹划越狱，临行前来看望施奇。他们清楚，把她留在牢中，很可能意味着永别；可带着一个无法行走的重病员突围，又会使所有人陷入危险。施奇替他们作出了最艰难的决定：不要因为自己耽误行动，出去的人要把集中营里的情况告诉外界。
这一幕最能看出她的选择。她并非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也不是不想活下去。只是到了生死关头，她仍把更多战友能否脱险放在前面。保守秘密是机要人员的责任，不拖累同伴，则是她在牢狱中作出的又一次担当。
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并向上饶方向逼近，上饶集中营开始仓促转移。看守者在撤离前加紧迫害被关押人员。5月，始终不肯屈服的施奇被带到茅家岭，遭到残忍活埋。她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也没能回到故乡，生命永远停在了20岁。

纪念施奇，不能只记住“活埋”这个令人悲痛的结局。真正需要被理解的，是她此前几年所坚持的一切：一封电报不出差错，一份密码不落敌手，一名战友不因自己受到牵连。英雄并非只在最后一刻才成为英雄，许多时候，勇气早已藏在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克制里。施奇被誉为机要战线上的“丹娘”，正是因为她在最危险、最孤立的时候，仍守住了职责、信仰和一个年轻战士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