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大量美军罐头，打开后却恶臭扑鼻，里面装满粪便。被俘美军士兵委屈解释：“要怪就怪你们的狙击手张桃芳！”
罐头盖被撬开的那一刻，围过来的战士立刻捂住了鼻子。盒里没有午餐肉，也没有豆子，而是已经冻硬的排泄物。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被留在阵地上？答案并不复杂：对面的士兵不敢轻易走出掩体，连上厕所都成了可能丢命的冒险。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的主要作战阶段结束，但这一带并没有从此安静下来。双方阵地仍然靠得很近，炮击、侦察和零星交火不断。到了1953年初，战斗方式发生变化，大规模争夺减少，专门打击暴露目标的“冷枪冷炮”越来越多。
张桃芳正是在这个阶段来到597.9高地。1953年1月，他随志愿军第24军第72师第214团进入前沿阵地。这里经过反复轰炸，山头几乎看不到完整树木，土层里混着弹片、碎石和没有爆炸的炮弹。白天稍有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发现。
刚到前线时，张桃芳并不是连队里公认的神枪手。他第一次参加射击，连续打出多发子弹，却没有取得战果。枪声还招来了对面的火力压制。换成别人，也许会把原因归到步枪老旧、距离太远或者风太大，可他没有找这些借口。
回到坑道后，他开始研究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端枪不稳，就反复练习臂力；瞄准时容易急，就对着油灯火苗练习集中视线；判断距离不准，便把对面山坡上的石头、交通沟和工事位置全部记下来。他还观察风向，琢磨人在不同速度下移动时，枪口应该提前多少。
他使用的是莫辛—纳甘步骑枪，主要依靠机械瞄具，并没有后来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高倍瞄准镜。这意味着射手不仅要看得准，还要把呼吸、姿势和扣扳机的力度控制好。任何一个细小动作出现偏差，子弹到了几百米外都可能偏离目标。
张桃芳很快发现，阵地上的活动并不是毫无规律。送饭、搬运物资、修补工事、换岗和大小便，大多集中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对面的士兵以为短暂探身不会有事，可对狙击手来说，几秒钟已经足够完成观察、瞄准和射击。
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很少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开枪。一个射击点用过后，便迅速转移。钢盔、草木和岩石都能帮助他隐蔽。有时对面故意摆出假目标，他也不急着开枪，而是先看周围是否有人配合、目标移动是否自然，防止自己落入圈套。
随着命中次数增加，影响已经不只体现在伤亡数字上。对面阵地上的人员开始减少露头，原本可以在白天完成的工作，只能拖到夜里。有人需要离开掩体方便，也不敢在外面停留太久。吃完的罐头盒便成了临时便器，用完后再扔到工事外。
于是，志愿军在整理阵地时，才会发现那些气味难闻的罐头。它们看起来有些荒唐，背后却是前线最真实的压力。狙击手不可能靠一支步枪夺下一整座山头，却能让敌军不敢正常活动，使其观察、运输和修筑工事的效率大幅下降。
张桃芳并不是只盯着随意走动的普通士兵。他会优先寻找机枪手、观察员以及正在指挥人员行动的目标。机枪手一旦被压制，己方阵地受到的威胁就会减小；观察员不敢露头，对方炮火的准确程度也可能受到影响。这种选择，比单纯追求开枪次数更有价值。
经过32天的阵地作战，张桃芳用436发子弹取得214人的战果，被记特等功，并获得二级英雄称号。这个成绩并非来自某一次偶然发挥，而是由无数次等待组成。有时他趴在冰冷的阵地上很久，可能只等到一个几秒钟的机会；判断不够稳，他宁愿不开枪。
1954年，张桃芳被选入空军学习飞行。狙击训练中形成的视力、耐心和快速判断能力，也帮助他完成了从陆军战士到飞行员的转变。他使用过的莫辛—纳甘步骑枪后来被收藏起来，成为那段战场经历的见证。
在我看来，罐头里装着什么只是故事最容易吸引人的部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前线较量从来不只是武器数量的比较。张桃芳没有先进的瞄准设备，起初的枪法也不突出，却靠反复训练、观察规律和控制情绪，把普通步枪发挥到了极限。
这件事还说明，战场上的心理压力往往来自最平常的生活。一个人连走出工事、吃饭和方便都要反复犹豫，行动能力自然会下降。张桃芳的价值，不只是留下了214这个数字，更在于他和战友用有限条件压缩了对方的活动空间，也为守住阵地争取了更多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