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有关部门请外国数学家门德尔逊来中国讲课，不料他却大吃一惊：“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吗？为什么要请我来班门弄斧？”
门德尔逊问出那句话后，会场像安静了下来。名单上没有大学教授陆家羲，也找不到哪家研究所的专家陆家羲。几经打听，人们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内蒙古包头九中的一名物理教师。一个在海外组合数学界已经引起注意的人，在国内竟还站在中学校园的讲台上。
值得追问的，不是外国专家为何知道他，而是这样一份成果为何绕了很远，才回到人们眼前。陆家羲没有稳定的学术圈子，也没有专门助手。他的工作是备课、讲课、批作业、带晚自习，数学研究只能塞进夜晚和节假日。身份普通，研究的问题却一点也不普通。
陆家羲1935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时期因家庭困难离开学校，后来进入哈尔滨电机厂工作。别人下班休息，他补高中课程，啃数学和物理。一本《数学方法趣引》让他注意到“寇克曼女生问题”。题目表面像排队游戏，实质是在问：满足一定条件的分组方案，能否普遍存在。
1957年，他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也就是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发给他的文凭属于物理专业，可他大量课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组合数学。到1961年毕业时，他已写出有关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构造方法的论文，并相信自己找到了困扰数学界多年的一般性答案。
接下来的经历并不顺利。1961年、1963年和1965年，他先后把研究寄往有关机构和刊物，有的让他继续核查，有的因篇幅等原因没有采用。对于一个远离专业同行的年轻教师来说，稿件退回来以后，既难找到懂行的人讨论，也不知道怎样让成果得到准确评价。
更遗憾的消息来得很晚。直到1979年，陆家羲才从国外期刊中看到，海外学者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经发表了相关证明。对方完成工作的时间比他晚，但数学成果只有正式发表、接受同行检验，才能进入学术记录。他多年心血没有及时变成公认成果，这个教训沉重，也让他更清楚交流的重要。
他没有停在失落里，而是转向“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这个名称听着拗口，可以把它想成一项严格的分组工程：不仅每套组合要符合规则，不同方案之间还不能重复，最后又要把所有可能的三人组合完整覆盖。零散找出几个例子不算成功，必须证明一大类情况都能构造出来。
那时的计算没有现成软件帮忙。陆家羲铺开稿纸，一步步寻找递推关系，再用较小结构去搭建更大结构。长期伏案之外，他仍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他逐渐形成成套方法，不是碰巧算中一个答案，而是为整个问题搭起一条可以反复使用的证明道路。
1981年9月，他把六篇英文论文寄往《组合论杂志》。前三篇在1983年3月刊出，后三篇到1984年9月才发表，全文约百页。门德尔逊等国际同行看重的也不只是结论，而是陆家羲用多种构造和一系列引理，把长期分散的研究向整体解决推进了一大步。
1983年7月，首届全国组合数学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召开。门德尔逊到会后点名寻找陆家羲，于是才有了标题中的那声反问。陆家羲来到会场，不靠职务介绍自己，而是站在黑板前讲构造方法、讲尚待处理的例外值，也讲已经找到的新思路。多年埋在包头深夜里的演算，终于进入国内同行的视野。
几个月后，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第四届年会。会议期间，他继续报告研究进展。10月30日傍晚，他回到包头；31日凌晨，心脏病突然发作，48岁的生命就此停止。此时，六篇论文中的后三篇尚未刊出，他正在整理的新结果也没有全部写完。
陆家羲去世后，同行重新整理和审查他的遗稿。人们确认，他早年关于寇克曼问题的研究确有重要价值；他关于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成果，则成为中国组合数学史上的重要工作。该项研究获得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年3月，由妻子张淑琴代他领奖。
门德尔逊的反问之所以多年后仍被记住，不只是因为一句话有戏剧性。它提醒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学术分量，不能只看他在哪个单位、挂着什么头衔。陆家羲最令人敬重的地方，也不只是吃苦，而是他在长期缺少交流的情况下，仍能不断修正方向，把兴趣做成严密成果。
这段往事还留下另一层思考。个人毅力可以让一个人走得很远，却不能代替正常的发现、审稿和交流渠道。真正珍惜人才，不应等到海外专家点名后才四处寻找，而应让有价值的成果更早遇到懂行的人。陆家羲用一生证明，中学讲台可以站着优秀教师，也可能站着一位世界级的数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