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中央特科的成立，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开始，其实并不是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就开始了

时间拉回1920年2月。当时陈独秀在北京的活动受到当局注意，处境并不安全。李大钊帮助他离开北京，两人换了不显眼的装束，乘骡车向天津方向走。这段经历后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两人在途中讨论了建党的事情，而是当时的环境本身。筹建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不可能敲锣打鼓进行。谁参与、在哪里见面、怎样联系，都是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建党尚在酝酿，秘密工作的现实需求已经摆在面前。
此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人数不多，力量也很有限，一旦核心成员身份暴露，对整个组织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于是，安全和保密并非某个部门的任务，而是早期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
1921年夏天，这种危险第一次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表现得十分直接。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来自各地早期组织的代表集中到上海，商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党的重大问题。会议开了几天，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突然进入会场，很快又离开。
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察觉异常，会议随即停止，多数人员迅速离开。果然，没过多久，法租界巡捕便赶到现场进行搜查。人已经撤离，原来的会议地点也不能再用了。
会议并没有因此结束。
在王会悟等人的协助下，代表们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完成最后的议程。上海会场突然出现陌生人，人员紧急撤离，再到变换地点继续开会，这整个过程其实已经具备隐蔽工作的几个核心环节：发现风险、保护人员、切断危险、重新建立安全环境。
更有分量的一点，在会议通过的第一个纲领里。
这份纲领专门对保守秘密作出规定，要求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必须保密。一个刚刚成立、全国党员只有50多人左右的政党，就把保密写进自己的基本文件，这不是偶然安排，而是当时生存环境决定的。

到了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部正式党章，对组织纪律作了进一步规定，其中明确涉及泄露党内秘密的问题。换句话说，仅仅一年时间，保密已经从一大时期的基本原则，逐渐成为必须共同遵守的组织纪律。
随着党员人数增加、活动范围扩大，问题又变复杂了。
过去几个人之间保持谨慎还相对容易，当组织跨越多个城市，上下级需要传递指示，不同地区需要互通消息，会议、文件、人员和地址越来越多，仅靠个人警觉显然不够。保密开始从一种习惯，慢慢变成一套工作要求。
192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还专门发出加强秘密工作的通告，把保护组织秘密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要求涉及党内保密事项，不能因为亲属关系就随意泄露。这说明当时对秘密工作的认识已经明显深入：危险往往不是来自大张旗鼓的行动，而可能从一句无意的话、一个暴露的关系开始。
不过，此时仍然没有后来中央特科那样完整的专业体系。许多工作分散在组织、军事、交通等不同系统中，党员和工作人员既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必须随时注意联络安全和身份保护。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27年。
当年5月，周恩来主持在武汉建立特务工作处，以情报和保卫工作为重点。这个机构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也只有几个月，却留下了专业情报保卫工作的经验，也培养、集中了一批相关人员。
1927年秋，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11月，中央组织机构重新调整，在此前经验和人员基础上，中央特科正式建立。此后，情报、保卫、行动、交通联络等任务逐渐拥有专门人员承担，中国共产党的隐蔽工作开始进入更加系统、专业的阶段。
这正是中央特科真正重要的地方。
它并不是凭空创造了一条此前不存在的战线，而是把多年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经验组织起来。从早年的秘密联系，到会议安全；从党员身份保密，到情报、交通和保卫专业化，原本分散在各项工作中的能力，终于有了更加完整的组织承担。
所以观察这段历史，不能只盯着那些后来著名的情报人物。隐蔽战线更早的模样，其实很朴素：一次没有暴露身份的会面，一份被严格保管的文件，一个临时改变的地点，一条不能轻易泄露的组织关系。
从1920年那辆驶出北京的骡车，到1921年上海会场的突然撤离，再到南湖游船和此后不断强化的保密纪律，这条线早已存在。到了1927年中央特科成立，它才从长期实践中走向专业化。

也正因为如此，理解中央特科，不能只看它成立之后做了什么，还要看它之前那些年积累了什么。没有前面一次次在危险环境中的摸索，就不会有后来成熟的情报、保卫和交通体系。隐蔽战线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机构名称，而是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