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被俘虏的小兵，后来成了上甘岭名将，打出了无数胜仗。这名小兵叫崔日发，也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崔建功
上甘岭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志愿军第45师的前沿部队已经伤亡很大，阵地上的完整建制越来越少。有人担心部队撑不住，师长崔建功却把话说得很硬：一个营打剩了，他就去当营长；一个连打剩了，他就去当连长。阵地可以反复争夺，人不能先把心气丢掉。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但崔建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胆量。17年前，他还是东北军里一个刚穿上军装不久的小兵，原名崔日发。那时的他不懂什么大战略，也没有多少作战经验，参军更多是为了找口饭吃。
1935年11月，东北军第109师进入陕北直罗镇一带。这里山多沟深，道路狭窄，部队展开困难。红军提前判断了对方的行动方向，将其引入包围地域。战斗打响后，第109师进退失据，外围援军又无法靠近，部队很快陷入混乱。
崔日发所在部队也被打散。他跟着溃兵跑了一段，发现四周都有红军，只得停下来。按照后来流传的回忆，他朝空中开了一枪，随后放下武器。这个举动算不上英勇，甚至有些狼狈，却成了他人生真正的起点。
旧军队里的士兵最怕被俘。崔日发也以为少不了一顿责打，可红军没有虐待他们。伤员有人照料，俘虏有饭吃，干部还说明去留办法：愿意回家的可以离开，愿意参加红军的可以留下，不强迫，也不扣人。
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军队。过去在东北军当兵，上级的命令就是规矩，普通士兵很少有人问他们从哪里来、以后想干什么。到了红军这里，一个被缴了枪的小兵，反而被当成一个可以自己作决定的人。
崔日发犹豫了一夜，最后没有选择回乡。他留下来的原因并不复杂：这支队伍对待士兵的方式，让他觉得不一样。此后，红军干部教他识字，向他讲部队为什么打仗，也让他明白，穷苦人拿起枪，不只是给长官卖命。
他的成长并不传奇得像故事书。最初，他做过文书、干事和基层政治工作，负责传达命令、整理材料、组织战士。事情细碎，却很锻炼人。一个不识多少字的新兵，要把情况说清楚，把部队带稳，就得比别人多学、多问、多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部队参加平型关战斗，又经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长期在太行山区活动。山区作战没有固定阵地，部队经常夜行军、打伏击、转移伤员。敌强我弱时怎么保存力量，机会出现时怎么迅速出手，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会了带兵。
1938年前后，他将名字改为崔建工，意思很直白，就是要为新的事业出力。后来，“建工”又改为“建功”。无论名字怎样变化，他已经不再是直罗镇那个只想找条生路的小兵，而是能够带着部队完成任务的指挥员。
到解放战争时期，崔建功开始担任更重要的军事职务。邯郸战役中，部队指挥员负伤，他临时接过指挥任务，组织官兵阻击援敌。随后，他又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向华南进军的作战，逐渐从基层干部成长为主力师师长。
真正考验他的，还是朝鲜战场。1951年，他率第45师入朝。对手掌握着强大的空中和炮火优势，白天行军、运输、集结都可能遭到轰炸。崔建功要求部队重视坑道和野战工事，学会把人员、弹药藏起来，再寻找合适时机反击。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战场面积并不大，火力密度却极高。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反复遭到轰击，山头的土石被炸松，许多工事刚修好就被摧毁。白天敌军进攻，夜里志愿军反击，阵地不断易手。
崔建功没有把希望压在一句“死守”上。他一面组织坑道部队坚持，一面调整炮兵火力和反击节奏，还不断补充前沿指挥力量。通信线路被炸断后，电话员冒着炮火接线；运输道路被封锁，后勤人员就在夜间背水、背粮、背弹药。
坑道里的日子最难熬。缺水时，战士们收集岩壁上的水珠；粮食送不上来，就分吃有限的干粮。伤员越来越多，空气里混着硝烟、泥土和药味。即使如此，守军仍不断派出小分队，趁夜夺回白天失去的阵地。
黄继光、孙占元、龙世昌、牛保才等英雄，都出现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不是孤立冒出来的几个人，而是45师官兵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崔建功后来很少单独讲自己，因为他清楚，师长的命令要靠前沿战士一步一步去完成。
45师在上甘岭连续作战20多天后，兄弟部队接替继续战斗。到11月25日，持续43天的战役结束，志愿军守住了主要阵地。崔建功由此成为人们熟悉的上甘岭名将，但这场胜利也成为他心里最沉重的一段往事。
战后有人请他观看反映上甘岭的影片，他常常不愿多看。银幕上的炮火可以结束，对他来说，那些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山头。别人谈到荣誉时，他往往先说伤亡，提醒身边人不要只看胜利的结果，还要记住胜利付出的代价。
1955年，崔建功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继续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晚年回顾一生，他很少把自己说成传奇人物。从被俘的小兵到指挥千军的将领，他的变化不是靠一次好运，而是靠长期学习、战斗和一次次承担责任。
崔建功的经历说明，一个普通士兵能走多远，既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也取决于他进入了怎样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