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病逝。消息传到香港，躲了26年的关麟征破例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这趟旅程只有一个月，却让关麟征坚持了二十多年的生活规矩出现了一次例外。
1975年春天，他结束吊唁行程，准备从台湾地区返回香港。临行那天，数百名旧部、学生和黄埔同学再次赶到机场。有人腿脚已经不灵便，还是坚持来送。关麟征挨个道别，没有接受挽留，也没有留下任职。
飞机起飞后，他又回到了香港那间安静的住宅。此后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踏上台湾地区。
很多人不明白，既然最后还是去了，为何此前二十六年始终不肯动身？答案并不只是一场私人恩怨，也不是一句“脾气倔”就能说清楚。关麟征的选择，与他的性格、军旅经历和对晚年生活的安排都有关系。
1949年，关麟征辞去职务，退出军界，随后带着家人在香港定居。此时的他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却已经不想继续卷入复杂的人事争斗。过去那些军衔、部队和权力，被他一件件放在身后。
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资历的人。
1924年，关麟征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33年长城古北口作战时，他在前线负伤，身上留下多处伤痕。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第五十二军参加多场战斗，台儿庄战役期间也曾指挥部队与日军交锋。
因为作战风格强硬，军中有人称他“关铁拳”。可这个能在战场上顶住压力的人，面对军中派系和人情往来，却常常不愿低头。
1943年，第五十四军的人事安排引发了一场激烈冲突。这个军长期受到陈诚一系影响，关麟征却支持张耀明接任军长。双方围绕部队指挥权和干部任用发生争执，关麟征当面批评陈诚过于看重自己的旧部，言辞毫不客气。
这场争吵以后，两人的关系彻底恶化。关麟征本就性子直，说话不喜欢留余地，遇到不认同的事情，宁可把话挑明，也不愿表面应付。这样的性格适合带兵冲阵，却很难在派系林立的环境里左右逢源。
退居香港后，他没有另起炉灶，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有人登门邀请，他大都回绝；台湾地区方面曾多次希望他过去，他也没有答应。
他的日子过得很规律。早起、读书、写字，有时与老朋友聊天。书法成了他最主要的消遣，家中晚辈也常陪着他看戏曲电影。过去那个在军营里发号施令的将领，渐渐变成了一个喜欢安静生活的老人。
1972年，关麟征曾在夫人和女儿陪伴下前往美国和欧洲，旅行一个多月后返回香港。这件事说明，他不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远行，也不是把自己完全关在家中。他迟迟不去台湾地区，是一个经过考虑的决定。
时间到了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
消息传来后，关麟征最初并没有马上收拾行李。后来，台湾地区方面发来函电，希望他前往吊唁。他沉默思量许久，最终改变主意，决定与夫人一同登机。
他与蒋介石之间，并不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关麟征从黄埔军校起步，后来当过军校校长，也长期在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体系中任职。两人之间有过分歧，但老校长与老学生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断掉。
关麟征可以不接受职务，也可以远离军政圈，却很难在对方去世后仍然无动于衷。对一个重视旧情、看重礼数的老人来说，不亲自送最后一程，心里可能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口。
他抵达机场时，数百名同学和旧友已经等候多时。人群中有黄杰，也有不少多年未见的黄埔故人。关麟征与黄杰私交深厚，两人见面后抱在一起痛哭。
这不是年轻人的嚎啕，而是两个历经战火、离别和衰老的老人，在突然认出对方的那一刻，再也压不住心里的情绪。
关麟征和夫人住在亲家刘玉章家中。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探望。有人是当年的同学，有人是旧部，还有不少人曾在他担任军校校长时受训。来客太多，只能分批会面。
在台湾地区停留的一个月里，他除了参加吊唁活动，还探望了几位长期卧病的老部下，祭拜已经去世的师友，并看望他们的家人。谈话内容很少涉及现实职务，更多是在回忆当年的人和事。
有些名字一说出口，屋里便会忽然安静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被提到的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曾经一起训练、打仗的年轻人，到1975年，大多已经白发苍苍。
台湾地区的旧友希望关麟征留下，但他没有改变晚年的安排。吊唁归吊唁，重逢归重逢，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重新进入军政圈。他来，是为了完成一场告别；走，也是为了守住自己已经选择的生活。
返回香港后，关麟征依旧读书写字，很少公开露面。1980年7月30日，他因病被送入香港伊利莎白医院，8月1日去世，终年75岁。
在我看来，关麟征1975年的赴台，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终于去了”，而是他把私人情义与现实选择分得很清楚。他没有因为多年不满，拒绝送故人最后一程；也没有因为一次重逢，就重新回到自己早已厌倦的环境。
他在机场流泪，说明旧情从未消失；一个月后坚决返回香港，则说明他的决定同样没有改变。
人到了晚年，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怎样面对那些已经无法重来的往事。关麟征选择亲自前去告别，却没有借机寻找新的位置。这趟往返，既还了一份旧情，也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