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刘曜攻陷洛阳，抓走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又拿下了长安，抓走了晋愍帝，西晋就此灭亡
五年之内，两位皇帝先后被俘，两座都城相继陷落。表面看，是刘曜的军队一路打进洛阳和长安；往深处看，却是西晋早已从内部散架，只差最后几次重击。城墙还在，宫殿还在，可朝廷已经调不动兵，也筹不到粮。
公元311年，洛阳的情况已经坏到难以收拾。八王之乱持续多年，宗室互相征讨，大批军队消耗在内战中。各地将领只顾自己的地盘，朝廷发出的命令出了城门，往往就没人认真执行。都城周围不断遭到袭扰，粮食也越来越少。
这一年，掌握西晋军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病死。他带走的主力原本驻扎在外，准备护送灵柩返回封地，却在宁平城附近遭到石勒伏击。军中大量官员、宗室和士兵被杀，洛阳失去了最有可能赶回来救援的一支力量。
刘聪统治的汉国随即发动大举进攻。呼延晏率军先逼近洛阳，接连击败晋军；王弥和刘曜也带兵赶到。几路军队并不是一支严密统一的队伍，彼此之间还在争功，但面对已经虚弱的洛阳，他们暂时站到了一起。
真正冲进洛阳较早的是王弥所部，刘曜随后控制宫城及重要区域。晋怀帝司马炽想离开洛阳，前往长安寻找新的立足点，可城外道路已经被切断，身边也没有足够兵力保护。宫门失守后，他被汉军俘获，押往平阳。
洛阳陷落带来的打击，不只是皇帝被抓。城内宫殿、官署和宗庙遭到焚毁，官员和百姓死伤严重。西晋经营多年的政治中心几乎被连根拔起。许多地方势力看到朝廷连皇帝都保不住，便更加不愿拿出兵马和粮草。
有意思的是，洛阳刚刚打下来，获胜一方自己就闹起了矛盾。王弥认为，洛阳位置重要，城池和宫室都是现成的，可以建议刘聪迁都到这里。刘曜却认为天下尚未平定，洛阳四面都可能受敌，守住它要消耗大量军队，因此没有接受。
两个人原本就互不服气。王弥抢先进入洛阳，刘曜心里不痛快；迁都建议又遭到拒绝，王弥则认定刘曜是在故意压他。于是，刚刚还并肩攻城的两名将领，很快便各走各路。王弥带兵向东，准备寻找属于自己的地盘。
王弥的部下刘暾劝他返回青州。那里是王弥熟悉的地方，也有旧部和人脉，只要站稳脚跟，便可以在乱世中自成一方。王弥接受了这个想法，却也明白，石勒是他面前最大的障碍。两人过去多次合作，实际上一直互相防备。
当时的石勒正在迅速壮大。他率军攻破蒙城，俘获西晋名将苟晞和豫章王司马端。苟晞过去曾拥有很大声望，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这件事让王弥感到更加不安。偏偏王弥手下又有人离开，他的实力已经不如攻入洛阳时。
王弥一面派刘暾联系曹嶷，准备借助青州兵马牵制石勒，一面又写信向石勒示好。可刘暾在路上被石勒的巡逻骑兵抓住，随身书信也落到石勒手中。石勒没有立刻揭穿，而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与王弥往来。
张宾看得很明白。他告诉石勒，王弥突然把姿态放得很低，并不是真的服软，而是因为力量衰弱，想先稳住对手。与其等王弥重新站稳，不如趁他最困难的时候动手。石勒随后设下圈套，杀死王弥，收编了他的部众。
王弥退出舞台后，北方战场逐渐形成了两条较清楚的路线。石勒向河北和中原东部扩张，刘曜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关中。洛阳虽然已经失守，但西晋并没有马上消失，部分晋军重新控制长安，继续维持朝廷的名义。
公元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司马邺在长安即位，也就是晋愍帝。这个新朝廷看上去重新有了皇帝，实际上控制的地方十分有限。关中长期遭受战争，人口减少，粮食短缺，各地晋军又分散得太远，很难及时赶来。
到了公元316年，刘曜再次向长安发动进攻。晋军在外围接连失利，通往城外的道路被切断。长安城内粮食耗尽，百姓和守军陷入饥饿。晋愍帝多次等待援军，却始终没有等到足以改变局面的力量。
继续守下去，只会让城中死更多的人。晋愍帝最终乘羊车出城投降，随后被押往平阳。从公元311年晋怀帝被俘，到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的中央政权至此彻底结束，北方也进入了更加长期而混乱的争夺。
在我看来，西晋灭亡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刘曜个人打下了多少城，而是一个朝廷失去组织能力后，坚固的都城也救不了它。洛阳被围时，西晋各路军队互相猜疑；长安告急时，各地将领仍在保存实力。敌军能够连续得手，正是因为西晋内部已经无法形成真正的合力。
王弥、刘曜和石勒之间的争斗，也说明乱世中的联盟往往十分脆弱。他们可以为了攻城暂时合作，城池一破，马上又为地盘、军队和功劳翻脸。西晋倒下后，战争没有结束，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一个旧秩序崩溃很快，建立新秩序却要付出更长时间和更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