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7年，唐朝老宰相王铎带着三百多口人和几十年积累的金银细软，浩浩荡荡回河北老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这趟豪华返乡之旅，竟会被一个写诗的家伙给安排了。
一支三百多人的车队消失以后，魏博方面递给朝廷的解释很简单：王铎在路上遇到了盗贼。人死了，财物没了，随行家属和幕僚也几乎全部遇害。明眼人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可朝廷最后连认真追查的能力都没有。
这场惨案发生在唐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884年末。王铎不是辞官养老，更不是普通回乡。他刚由义成军调往义昌军，要去沧州接任节度使，途中必须穿过魏博控制的地盘。
换在太平年月，这不过是一趟官员赴任。可当时的唐朝，黄巢虽然已经败亡，天下却没有恢复安宁。各地军镇拥兵自重，朝廷发出的任命还算数，官员能不能平安到任，却要看沿途掌兵的人肯不肯放行。
王铎偏偏还保留着旧日宰相的排场。他出身名门，做过宰相，也曾统领各镇兵马讨伐黄巢。一路上衣服车马十分鲜亮，侍妾成行，家属、宾客、幕僚和随从合计三百余人。这样的队伍走得慢，又十分显眼，携带的财物自然也不会少。
他的危险，不在于完全不知道天下已经乱了，而在于仍然相信身份管用。王铎做过朝廷重臣，又带着正式任命，按照过去的规矩，各镇理应接待护送。可晚唐最可怕的地方，正是规矩还挂在嘴上，真正决定生死的却是军队和刀。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名义上镇守一方，真正让王铎走入死局的，是他的儿子乐从训。乐从训看到王铎车马华贵、侍妾众多，顿时起了夺取之心。但抢杀一位前宰相毕竟不是小事，他还需要一个能把贪念变成计划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山甫。
李山甫会写诗，也有一定名气，却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依附魏博幕府。他对朝中权贵长期不满，见乐从训已经动心，便顺势献计，把王铎的身份、财富和行程，全都变成了可以利用的条件。
他没有亲自冲到路上杀人，却把伏击的办法递到了乐从训手里。乐从训随后调集数百名士兵，提前埋伏在漳南高鸡泊。那里水泊、低地和芦苇交错，车队一旦进去，前后难以照应，也很难迅速调头撤离。
王铎一行进入高鸡泊后，包围突然合拢。随行护卫人数有限，面对早有准备的藩镇士兵，很快失去抵抗能力。王铎本人、家属、幕僚和随从三百余人遇害，车辆、衣物、金银和其他财物被洗劫，侍妾也落入对方手中。
整个过程没有多少传奇色彩，更像一场算准路线和时机的武装抢劫。李山甫看到了乐从训的贪心，乐从训掌握着军队，魏博又有替凶手遮掩的能力。几样东西凑到一起，王铎身上的官职反而成了最没用的东西。
消息传出去后，乐彦祯没有把儿子交出去，而是把责任推给所谓的盗贼。朝廷当然愤怒，可愤怒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兵力已经衰弱，皇帝无法为了一个死去的老臣，直接向强大的魏博用兵。于是，真正动手的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躲过了追究。
王铎早年并非毫无作为。黄巢军占据长安后，各路藩镇彼此观望，谁都不愿意先拼命。王铎受命统筹讨伐，重新整顿号令，才让原本松散的联军逐渐行动起来。可他帮助朝廷调动过兵马，最后却死在另一支地方军队手里，这才是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
更让人感慨的是，魏博内部也没有因此安稳多久。几年后，当地牙军发动兵变，乐氏父子的势力迅速垮台，乐从训最终被杀。靠暴力和欺骗抢来的财富，没有给他们换来真正的安全，反而让积压的仇恨越滚越大。
至于李山甫后来的去向，留下的消息很少。他写过不少诗，却因为高鸡泊这场伏杀，被后人记住了另一副面孔。一个参加科举多年未能如愿的读书人，最终没有用文章改变命运，反倒把自己的才智用在了算计和杀戮上。
在我看来，王铎遇害不能简单归结为“财不外露”。车队奢华确实暴露了目标，但真正让惨案发生的，是地方军权已经失去约束，朝廷又没有能力执行法律。一个人再有身份、名望和旧日功劳，只要规则失效，手里的任命书就保护不了他。
李山甫的角色同样值得警惕。读书、写诗、拥有才华，并不代表一个人必然有底线。当怨气、投机和权力结合起来，文字和谋略也会变成害人的工具。王铎一家倒在高鸡泊，不只是一次夺财杀人的案件，更像晚唐秩序崩坏的缩影：有人敢设局，有人敢动兵，有人负责掩盖，而本该主持公道的一方，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