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特别包容和爱护养女章含之。章士钊在章含之年少无知，伤害了亲生儿子章可的情况下，章士钊依然谆谆教导章含之要如何做人做事，要如何与人为善。
一家人真正伤了感情，往往不是大吵大闹，而是从此不再说话。
章可结束隔离审查回到家后，虽然没有被认定存在问题，却丢掉了京华美术学院院长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很少再同章含之交谈。一张饭桌、一个屋檐，兄妹俩每天都可能见面，却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这种僵局持续了大约十年。
事情发生以前，两人的关系并不坏。
章可1910年出生，年轻时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绘画，1937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办过画展。1949年以后，他担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还花费不少精力考察北京的旧建筑、城门、碑刻，把许多城市旧貌记录下来。
章含之比章可小二十多岁。她1935年出生在上海，尚在襁褓中便被章士钊收养。1949年11月，章家从上海迁到北京。面对这个年幼的妹妹，章可原本很照顾她。他在欧洲生活多年，见识广，也熟悉北京，经常把自己的留学见闻和沿途所见讲给妹妹听。
谁也没有料到，家人之间的随口闲谈，后来会给章可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审查运动中，年轻的章含之受到周围气氛影响，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章可曾向她讲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前后的欧洲社会。这些内容原本是一个亲历者对历史的讲述，并不代表他赞同纳粹主张。
可当时的章含之缺乏辨别能力，没有分清讲述一段历史与赞同某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又有人劝她揭发身边存在“问题”的人，她便把哥哥平时说过的话写进材料，交了上去。
章可随即受到隔离审查，有人要求他交出所谓的纳粹党员证。可他从未加入纳粹党，自然拿不出这种东西。审查最终没有发现实据，章可获准回家，却失去了院长职务。
对于一个把绘画和美术教育当作终身事业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没了。原本稳定的人生道路被突然打断，名誉和心情也受到影响。更让章可难以接受的是，给自己带来这一切的人，恰恰是他过去一直疼爱的妹妹。
章士钊面对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
一边是受了委屈的亲生儿子，一边是闯下大祸的养女。若只看血缘亲疏，他完全可以把所有怒气都发泄到章含之身上，甚至把她赶出家门。可章士钊没有这样做。
他当然知道章可受到了真实伤害，也没有把章含之的错误轻轻带过。不过，他更明白，女儿当时年纪尚轻，认识事情过于简单，行为虽然造成严重后果，却不能因此认定她本性恶毒。责骂一顿很容易，怎样让她真正懂得做人的分寸，才是更难的事。
章士钊没有用激烈的话羞辱她，而是告诉她，希望她一生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这是自己始终信守的为人之道。
这句话听起来平和，分量却很重。
章士钊并不是在替养女开脱。他是在提醒她，年轻、有热情，并不等于可以随意判断别人；想表现自己态度鲜明，也不能丢掉基本的是非。一个人说出去的话、写下来的材料，很可能影响另一个人的名誉、事业，甚至改变他后半生的生活。

章士钊教育女儿，一向不只盯着书本成绩。他曾想教章含之读古文、学诗词，也支持她学习外语。章含之年轻时性子倔，有时听不进去，他会失望，却没有因此放弃她。
老人真正担心的，是她有冲劲、有知识，却缺少理解他人的耐心。一个人本事越大，若不懂得谨慎和善意，可能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越大。因此，“与人为善”在章士钊那里，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做人不能丢掉的底线。
对章可，章士钊同样没有摆出父亲的架子，逼他马上原谅妹妹。
亲人受到伤害后，一句“都是一家人”并不能解决问题。章可选择沉默，是因为信任被打破。章士钊理解儿子的委屈，没有要求他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能做的，是不让矛盾继续扩大，也为章含之保留反省和改正的机会。
章家来到北京后，最初借住在东四八条。1959年开始安排新住所，房屋修缮完成后，全家在1960年前后迁入史家胡同51号。院子宽敞了，兄妹之间的冷淡却没有马上消失。

章含之经历的事情多了，才逐渐认识到，当年的自己把复杂的人和事看得过于简单。兄妹关系后来有所缓和，但很难再回到毫无芥蒂的从前。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病逝，章可当时守在父亲身边。丧事结束后，他返回北京，后来搬出了史家胡同。父亲没能亲眼看到兄妹完全放下隔阂，却留下了一条让他们重新走近的路。
章含之晚年写回忆文章时，没有回避这段让自己难堪的经历。她承认，哥哥关于欧洲历史的讲述被自己变成了揭发材料，也承认这件事给章可造成了长期伤害。愿意把自己的过错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迟来的反省。
这段家庭往事最值得人琢磨的，是章士钊没有把教育孩子变成发泄怒气。他不强迫受伤的儿子马上宽恕，也不替犯错的女儿寻找漂亮借口。他只是守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判断别人要有事实，待人要有善意，越是面对亲近的人，越不能凭一时冲动行事。
真正的爱护从来不是护短。它是在一个人走错路、造成后果以后，仍肯指出她错在哪里，也仍肯扶着她往正路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