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吃饭。饭后他提出让地主们捐款抗日，平时抠门的地主王蒲伸出五根手指说：“我捐5万大洋！”

1937年冬天平型关大捷刚打完，独立团乘胜收复了涞源等七座县城，队伍从一千多人扩到七千多，看着兵强马壮，实则家底早就空了，这支部队不在国民政府的正式编制里，蒋介石一分军饷都不肯给，粮食、棉衣、弹药全得自己想办法。

寒冬眼看着就到了，不少战士还穿着单衣、露着脚趾的布鞋，伤员缺医少药，每人手里的子弹还不到五发，再凑不到补给，别说打仗，队伍能不能稳住都难说。

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杨成武定下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法子，专门摆了一场宴席，请当地有头有脸的乡绅们坐下来聊，他没打算让所有人都倾家荡产，只盼着大家能搭把手，帮部队熬过这道坎。

可酒过三巡，话一说到捐款，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屋子，瞬间就冷了下来，地主们你看我我看你，要么低头夹菜，要么假装咳嗽，谁都不肯先开口，大家心里都打着算盘：捐多了心疼，捐少了又怕落个不爱国的名声，索性都等着别人先出头， 所有人的目光，不知不觉都飘到了角落里的王莆身上。

在涞源，王莆的“抠”是出了名的，他是全县首富，田产商铺遍布周边，可日子过得比长工还省：家里的油灯只准点一根灯芯，佃户借半斤米都得立字据按手印，就连儿子娶媳妇，他都没舍得摆一桌酒席。

平日里穿的棉袄补丁摞补丁，走在街上没人能认出这是家财万贯的财主，大伙都在心里嘀咕：这铁公鸡都不拔毛，我们急什么，说不定他今天来，就是打算捐个三块五块应付事。

杨成武也看着王莆，他知道这人是全场的关键，只要他松口，其他人就好办，可他也没抱太大希望，只想着能劝这位首富多捐一点，就已经算成功了。

就在这时，王莆放下手里的旱烟袋，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他没说话，只是对着众人伸出了五根手指，底下立刻有人偷偷笑出了声：五块大洋，这铁公鸡果然名不虚传。

杨成武也试探着问：“王先生，是五千大洋，”王莆摇了摇头， “五百？” 还是摇头，笑声渐渐停了，所有人都盯着那五根手指，猜不透这老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一秒王莆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炸雷一样砸在屋子里：“我捐，五万大洋，” 全场瞬间死寂，连窗外的风声都听得格外清楚，杨成武手里的酒杯顿在半空，差点没拿稳。

杨成武太清楚五万大洋是什么概念了：当时一亩上好的良田才十几块大洋，这笔钱能买三千多亩地，抵得上小半个师的月饷，国民政府给整个八路军的月饷也才三十万法币，王莆一个人就捐出了近六分之一。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王莆接着说了一番话，让在场的地主们个个脸红，他说自己小时候跟着母亲讨过饭，知道乱世里人命有多贱，家财有多靠不住，以前抠门，是因为每一分钱都是拼着命赚来的，要守着这份家业过日子，可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就算家里堆着金山银山，鬼子来了照样抢光烧光，连命都保不住，留着钱又有什么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上不了前线杀鬼子，能做的也就这点事了，国家要是没了，咱们的小家，谁也守不住，” 这话一说完，刚才还哭穷的地主们都坐不住了。

有王莆这个“铁公鸡”带头，其他人也没法再装糊涂，你一千我五百，没一会儿就凑齐了一大笔钱粮。

三天之后，王莆亲自赶着十辆马车，把五万大洋整整齐齐送到了八路军驻地，随车还拉着两车紧缺的药材，这还不算完，后来他又陆续变卖了不少田产和商铺，前前后后捐了超过十万银元的钱粮，全县其他地主捐的钱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多。

日军后来占领涞源，听说了王莆的事，派人威逼利诱让他出来当伪职，许给他高官厚禄，王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撂下一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带着全家躲进了深山，宁可过苦日子，也绝不做汉奸。

很多人后来都说，没想到一辈子抠门的王莆，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这么硬气，其实哪里是突然变了性子，他的抠，是对自己生活的克制，是穷苦出身刻在骨子里的谨慎；他的慷慨，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线，日子再难，也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抗战年代，并不是只有一种英雄，有拿起枪上前线的战士，有送粮送物的百姓，也有像王莆这样，平时守着小家过日子，民族危亡时敢把全部家底都砸进去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天生伟大，只是在侵略者的刺刀面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国破了家就没了，守住这个国家，才是守住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