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青海，一个17岁少年被连捅14刀，凶手当众叫嚣：“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凶手父亲上下打点，从死刑变无期，还在监狱里当上狱医，过得比外面还舒坦。被害人家属倾家荡产，上访六年，被人威胁：“就算告到中央也没用。”他就是杨小民。

1985年7月30日，青海西宁的街道上挤满了人，万人公判大会的囚车缓缓驶过，路边百姓自发点燃了鞭炮，不少人攥着皱巴巴的报纸红了眼眶，当天故意杀人犯杨小民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这一声枪响，被害少年王强的家人苦等了整整五年，这桩看似普通的凶杀案，不仅惊动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更被评价为要“宣付国史馆”的标志性案件。

这起案件发生在1979年2月，当时青海省委家属大院里，17岁的少年王强因为打水时的一点琐事，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国英的儿子杨小民发生了口角。

本是不值一提的生活摩擦，没想到杨小民怀恨在心，第二天就戴上口罩墨镜，揣着五寸藏刀直接闯进了王强家中，面对手无寸铁的少年，他连刺14刀，其中10刀深抵内脏，刀尖刺穿了心肺，王强当场倒在血泊里，再也没能醒过来。

案发后杨小民毫无悔意，还在看守所里放出话来：“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这话在当时没人当吹牛，毕竟他的父亲杨国英手握实权，分管的范围直通政法系统。

最初的一审判决还算公正，1979年9月西宁市城中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西宁中院、市委都审核同意，证据确凿、手段残忍，所有人都觉得这案子该尘埃落定了，可案卷送到青海省高院复核时，风向突然全变了。

杨国英在家摆下宴席，请来省高院院长杨树芳和两名审判员，两瓶茅台、十二道菜肴，一顿饭吃完，改判批复就下来了：死刑直接改成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上的理由写得冠冕堂皇，说是“临时起意、认罪态度好、被害人家属谅解”，可王强的父亲王水，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谅解的话。

入狱后的杨小民非但没受半分苦，日子过得比外面还舒坦，靠着父亲打通的省委-公安厅-监狱关系链，他很快住进了单间，穿上白大褂当起了所谓的“狱医”，在监狱里如同上班一般自在，1982年他的刑期又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离重获自由只剩一步之遥。

另一边王强的家人却坠入了深渊，父亲是印刷厂工人，母亲在街道被服厂做工，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上访伸冤砸锅卖铁，几年下来家底掏空，人也熬得脱了形。

姐姐王欢茹抱着弟弟沾满鲜血的棉袄，一次次守在省高院门口哭诉，前后收集了四百多名群众的签名声援，可信访办的人前后来了13次，最后扔下四千块钱撂下狠话：“再告就是告省委，告到中央也没用”，甚至逼着王水签下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

民间的不满早已积成了怒火，1983年青海将此案印发给西宁84个单位讨论，近9000名参与者里，有6752人明确要求判处杨小民死刑，可民意再汹涌，案子还是被权力压着纹丝不动，几任省委书记都没能推动半分。

转机出现在1984年，刚从广东调任青海的省长黄静波，到任没几天就在宾馆门口撞见了跪地伸冤的王家母女，那件布满刀洞、浸透鲜血的棉袄摊在面前，让他当场动容，他当晚就给北京打电话、写报告，与此同时，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的记者陈宗立、李蔚也盯上了这桩被压了五年的案子。

两名记者顶着巨大压力暗访，找退休管教干部核实狱中优待，找当年参与复核的法官求证改判内情，找机关食堂师傅证实那顿关键的酒席。

1984年6月起，三篇内参接连发往北京，总编辑杜导正看完稿件愤然批示：“实在可恶”，调查期间，陈宗立住的招待所窗户被人砸烂，匿名威胁电话日夜不断，可他半步没退，第三篇内参直接点出了省高院和省委的责任。

1984年12月，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青海，仅用四个月就把整条徇私枉法的链条查得明明白白：一审判死刑完全正确，省高院改判死缓于法无据，全程充斥着权力干预与官官相护。

1985年6月1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起地方刑事案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此案暴露的封建裙带、徇私枉法问题必须严肃纠正，杨小民立即执行死刑，所有涉案责任人一律从严追责。

中央还专门派76岁的老革命家黄镇带队赴青海督办，当面驳斥杨国英“只是吃顿饭”的辩解：“那顿饭吃完，死刑就变成了死缓，这叫只是吃顿饭，”最终杨小民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杨国英被撤销所有职务，省高院院长杨树芳被免职，时任省委书记作检讨后被调离，整条包庇链条上的8名干部都受到了相应处分。

枪响那天，西宁百姓奔走相告，五年的怨气终于随着一声枪响落了地，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提到此案：“青海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