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她的人，据说能从北京排到南京，一堆的首长，一堆的大领导，削尖了脑袋想把这位红遍全国的“二妹子”娶回家。结果她愣是一个都没看上，扭头自己去追了团里一个长相平平、大她好几岁的秘书，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陶玉玲 | 永远的“二妹子”）

1957年，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后，扮演“二妹子”的陶玉玲一下子成了全国观众心里的红人。

信件像潮水一样涌到文工团，有人开着吉普车等在团门口，有人托人送来进口手表和高级衣料。

还有人开出分房、提干、调往北京工作的条件。

可陶玉玲把那些礼物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对那些追求者一概婉拒，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她说的人叫黄国林，是团部的一名秘书，人不打眼，岁数比她大一些，家里没什么背景。

职位也说不上多高，平日里无非就是写写稿子、跑跑腿、料理些杂七杂八的事。

消息传开后，文工团里议论纷纷，不少人觉得陶玉玲糊涂了。

有人当面说她傻，有人背后替她惋惜，但陶玉玲不为所动。

陶玉玲和黄国林的相识很早。

两人同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黄国林比她早几年入伍，原本也是演员，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转了行政岗位。

陶玉玲注意到他，是从一些小事情开始的。

有一次她在台上演出时扭伤了脚，黄国林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往医务室跑。

排练到深夜，她发现桌上会多出一杯温热的茶水。

她随口提了一句想吃桂花糕，隔了几天抽屉里就出现了一包。

这些事情不大，但一件件累积起来，让她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体贴。

陶玉玲后来主动靠近他，排练间隙借着问事的由头走到他办公桌前，知道他值夜班就带着自己做的点心送过去。

黄国林起初有些犹豫，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但陶玉玲的态度很坚决。

1958年，两人结了婚，没有隆重的仪式，就在团里的宿舍请了几个同事吃了顿饭。

黄国林用攒了半年的津贴给她买了一块手表，这就是全部的聘礼。

婚后的日子并不顺遂，1960年，陶玉玲生下第一个女儿，因为工作繁忙，孩子刚过百天她就跟着剧团四处演出。

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生了病，等到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女儿夭折那天，陶玉玲正在外地演出，接到消息赶回家时，看到的是孩子冰冷的遗体。

她哭得几乎站不住，觉得是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这件事成了夫妻俩心里一道深深的伤口。

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特殊年代来临后，《柳堡的故事》被批判，陶玉玲受到牵连，遭受批斗。

她和黄国林双双被赶出话剧团，黄国林被下放到南通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陶玉玲被安排到南通一家晶体管厂当工人。

从银幕上的明星变成车间里两班倒的女工，这种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有人劝黄国林跟她划清界限，黄国林没有理会，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活，还要步行十几里路给她送吃的。

那段日子，夫妻俩靠着书信互相鼓励，谁也没有松开对方的手。

1978年，陶玉玲终于被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家人搬到北京。

这一年她已经44岁，整整十四年没有拍过电影。

她接到的第一个角色，全片只有一个切面条的镜头，没有一句台词，时长只有几秒钟。

有人替她觉得委屈，她倒不在意，说只要能演戏就高兴。

1993年，命运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59岁的陶玉玲被确诊为腺样囊性癌，肿瘤长在口腔上颚。

医生告诉她，手术很可能毁容，甚至要摘除左眼，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消息。

陶玉玲恳求医生尽量从口腔内部做手术，保住面容。

医生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手术后她的上颚被全部切除，整整一个多月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

就在她最离不开人的节骨眼上，黄国林自己也查出了结肠癌。

可他怕妻子揪心，愣是把这事捂得死死的，每天照常先给她煎好药、送到床头，再偷偷跑回自己的病房去做治疗。

两个癌症病人，在同一家医院里互相支撑，谁也没有倒下。

此后，陶玉玲又先后患上了肺癌和基底细胞癌，前前后后经历了三次大手术。

每一次都是黄国林守在床边，一勺一勺喂饭，擦身，陪她做康复训练。

她后来常说，自己能活下来，全靠老伴在身边撑着。

2017年，黄国林因病去世，享年86岁。

他离开后，陶玉玲始终守在那间两人曾一同住过的旧屋里。屋内最醒目的地方，摆放着他的相片。

2026年1月，陶玉玲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2岁。

她这一生，最让人感慨的不是她曾经的辉煌，而是她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做出的那个选择。

当年那些许诺给她荣华富贵的追求者，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

而那个被所有人看不上的小秘书，用几十年的陪伴和守护，证明了她当年的眼光没有错。

婚姻这件事，说到底不是看开头有多风光，而是看走到最后，身边那个人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