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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

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主要信源:(黄埔军校同学会——家国同构,国比家大——我的父亲林正亨)

1950年1月30日,泉州的街道上,车厢里的男人被反绑双手,血迹早已干涸在脸上。

当车子经过一扇熟悉的院门时,他像被电击一般猛地挺直了身子,嘶哑的声音撕裂了清晨的寂静。

“保珠!保珠!你出来啊!”

枪托砸在他的头顶,鲜血又一次涌出,但他固执地盯着那扇门,一声接一声地呼唤妻子的名字。

等邻居慌忙跑去报信,沈保珠光着脚冲到刑场时,迎接她的只有一声枪响。

倒下的男人叫林正亨,35岁,台湾雾峰林家的子孙,一个把“国比家大”刻进骨子里的人。

林家三代人的命运,几乎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史。

祖父林朝栋,曾在基隆城头率领乡勇,对着入侵的法军开枪。

父亲林祖密,在日本占据台湾后,毅然放弃日籍,变卖家产追随孙中山,最终在1925年倒在军阀的枪口下。

林家的门楣上,只有四个字,国比家大。

这四个字,像烙印一样打在每一个林家子弟的心上。

林正亨出生在鼓浪屿的海风中,自幼喜欢画画。

如果不是1935年那个冬天的夜晚,他或许会成为一个画家。

那天他在台北的酒楼吃饭,只因晚了片刻,就被日本宪兵拦住盘问。

还没等他解释清楚,拳头和耳光已经劈头盖脸地落下来。

那一顿毒打,打碎了一个年轻人对世道的幻想。他明白了:在别人的刺刀底下,连站着做人都是奢望。

他离开了台湾,回到祖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林正亨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

临行前他在笔记本里写下,国土未复,此身不休。

1940年他随部队参加昆仑关战役,带着情报排深入敌后侦察,被日军包围,几天几夜突围出来,左臂被弹片划开长长的口子。

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1944年的缅甸战场,那时他已是青年远征军连长,妻子沈保珠怀着第二个孩子。

出发前他对妻子说:“没有国,哪有家?”

部队在八莫一带遭遇日军合围,子弹打光了,他带着战士们上刺刀肉搏,一个人对上八个日本兵,身负16处重伤昏死过去。

战友在死人堆里翻出他,做了两次大手术才救回来,他的两只手伤了筋,再也握不成拳,被列为编外人员。

林正亨不肯认命,他拖着残废的身体,沿途乞讨,从云南一路走到重庆。

在重庆,他接触到中国劳动协会,到朝天门码头跟工人们同吃同住。

他看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权贵却纸醉金迷,码头工人累死累活还被恶霸欺凌。

他在心里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未来,一定在共产党身上,1946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给了他两个选择,去新四军,或者回台湾做地下工作,他选了后者。

1946年5月,他带着妻子和二十多名台湾青年回到了台北。

表面上是公职人员,暗地里在皮鞋店的后屋里建起了秘密交通站。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妻子在煤油灯下刻蜡纸、油印进步刊物。

那些纸张,像种子一样撒进台湾青年的心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疯狂清洗地下党。

8月18日凌晨,林正亨在泉州街的家中被捕。

监狱里的酷刑没能撬开他的嘴,蒋介石派陈诚亲自来劝降,只要他在“悔过书”上签个字,就能活着出去。

林正亨看都没看那张纸。

死刑判决书下来的那天是12月27日。

等待死亡的那一个月里,他在牢房的地板上刻下了一首诗。

“乘桴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

他给母亲写信:“我踏上了父亲走过的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

他给妻子写绝笔:“我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为国家、为家乡流血流汗十几年。

只盼国家强盛,同胞自由幸福,我已经尽了全力。”

1950年1月30日,囚车驶过泉州街。

在马场町刑场上,他挺直了脊梁,高声喊道:“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两声枪响,35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他是第一个在马场町被枪决的台湾籍共产党员。

沈保珠后来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大陆,改名叫沈毅,终身没有再嫁。

1983年,民政部向林正亨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林家的家训只有四个字,国比家大。

林正亨用35年的时间,把这四个字从门楣上刻进了历史里。

有些东西,比命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