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30日，江西龙冈，浓雾封山。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带着9000人一头扎进山谷，满心以为红军已经溃散。他做梦也没想到，四万多红军已经在草窝子里趴了整整七天，就等他这顿“饺子“下锅。
傍晚时分，龙冈山谷里的枪声渐渐稀了。国民党第十八师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散，成批士兵放下武器，师长张辉瓒也在逃进山林后被红军搜出。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催部队向前推进；几个小时后，这支被视为“进剿”主力的部队，已经基本失去建制。
这场败仗看似来得突然，其实从张辉瓒离开东固时就埋下了结果。1930年底，国民党军调集十万余人，从多个方向压向中央苏区，计划依靠兵力和装备优势，把红军主力逼到固定地点决战。第十八师位于进攻前线，行动积极，也因此走得最快、最深。
从纸面上看，各路部队可以互相策应；可江西山路把队伍切成一段一段，命令传递又慢，任何一路冒进，都可能在援军赶到前先变成孤军。红军盯住的正是这个缝隙，而不是同时迎战所有来敌。
红军没有顺着对方的节奏硬拼，而是不断向根据地内部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占到村庄，却很难找到主力，也难获得准确消息。当地群众提前转移粮食，熟悉道路的人很少给进攻部队带路，红军侦察人员则不断把各路敌军的位置送回指挥机关。
在黄陂、小布等地活动时，红军没有急着出手，而是继续制造主力远撤的迹象，让对方相信追击仍有机会。各部保持联络，却尽量不暴露真正集结方向，等待一支位置突出、同友军拉开距离的部队出现。
张辉瓒看到红军后撤，判断对方已经疲惫涣散。他把第五十四旅留在东固，亲率师部以及第五十二、第五十三旅向龙冈方向推进。这样一来，第十八师被分成前后两块，主力与友军之间也拉开距离。兵力还在，彼此照应却越来越困难。
龙冈不是适合大部队展开的地方。山高、林密、谷窄，雾气一上来，前队看不清后队，侧翼更难掌握。第十八师的装备优势在开阔地带容易发挥，进入这种地形后，炮火、通信和队形都受到限制。它走得越深，回头的路就越窄。
此前多日，红一方面军已经在龙冈周边隐蔽集结。部队分散进山，白天尽量不生火，夜间调整位置。地方武装守住路口，群众帮助传递消息。张辉瓒以为自己追着一支正在退却的队伍，实际上，他面对的是已经完成部署的四万余名红军。
12月30日清晨，第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小别一带与红军接触。起初，张辉瓒认为只是少量阻击力量，仍命令部队向前压。正面战斗拖住第十八师后，红军从两翼和后方逐渐合拢，山头、道路和渡口相继被控制，原本还能移动的纵队很快挤成一团。
战斗进入中段，第十八师最致命的问题暴露出来：前锋不知道后方情况，师部无法及时掌握各旅位置，留在东固的部队也难以赶来。张辉瓒想重新组织防线，但命令送不出去，退路又被截断。局部部队还在抵抗，整体指挥却已经失灵。
下午，红军各部同时发起攻击。第十八师的阵地被分割，官兵开始向山林和河谷退却。有人丢掉重装备，有人脱离队伍单独逃走。到傍晚，师部及两个旅基本被歼，约九千人被俘或伤亡，红军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一部无线电台。
这部无线电台的价值并不比枪支小。红军当时远距离联络主要依靠通信员，速度慢，也容易中断。缴获设备后，红军开始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力量，后来在侦听敌军电讯、传递命令和掌握战场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龙冈之战因此还留下了一项不太显眼、却影响深远的收获。
张辉瓒逃离师部后换下军装，藏进山中，最终仍被搜山部队发现。他成为红军早期作战中俘获的高级国民党军将领。红军方面起初要求保护他的安全，也曾考虑通过他了解敌情、开展谈判，并争取换回被关押人员和急需物资。
事情后来没有按这个方向发展。1931年1月28日，东固举行群众大会。第十八师此前进入当地后烧毁房屋、破坏机构，造成严重损失，许多群众与其有直接仇怨。现场人数远超预期，情绪迅速失控，张辉瓒在大会中被处死，原先设想的交换和争取工作也随之终止。
这件事也使红军更加注意俘虏看管和政策执行。优待俘虏并不只是战后安排，它还关系到能否瓦解敌军、争取士兵以及减少后续抵抗，必须依靠统一命令和严格纪律来落实。
龙冈胜利之后，红军又在东韶继续打击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到1931年1月上旬，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基本被打破。红军不仅补充了武器和弹药，也进一步确认了一套有效打法：不跟着强敌的路线走，而是把对方引进熟悉地形，再集中优势兵力打其孤立的一路。
我认为，龙冈之战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单纯用人数解释胜负。第十八师有较好装备，却在陌生山地失去情报、协同和退路；红军装备较弱，却把群众支援、地形优势、隐蔽行动和集中指挥连成了一套完整办法。战争中，枪多并不等于处处占优，走得快也不代表掌握主动。张辉瓒的问题，正是把暂时看不见对手误判为对手已经失去力量。龙冈的雾最终会散，但错误判断造成的缺口，一旦被对方抓住，就很难再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