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杨森宴请手下师长范绍增，准备趁机将他除掉，范绍增察觉不对，连夜乘坐汽艇逃回防区后，点齐人马进攻杨森......
一张宴帖，把第二十军内部早已绷紧的那根弦彻底扯断。范绍增没有留在万县等杨森发落，而是在得到消息后连夜登上汽艇。江面漆黑，船一开动，他和杨森之间那层上下级关系，也就算走到了头。
很多人把这段往事当成一场突然发生的“鸿门宴”，其实杀机早有来路。杨森想把川东的军权重新抓紧，范绍增却有自己的部队、袍哥关系和地方根基。两个人表面仍以军长、师长相称，心里都在防着对方。
范绍增最初并不是杨森一手带出来的军官。他早年在川东北地方武装中辗转，1923年才被杨森收编，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次年升任第九混成旅旅长，到了1926年9月，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七师师长。
两人的关系还经历过一次分合。1925年，杨森试图以武力控制四川，失败后离川，临走前把部分武装交给范绍增统率。1926年3月，杨森重新回到万县，范绍增又率部归队。看似忠心，实际也说明范手里的兵已经有相当独立性。
这些年里，杨森需要能打仗、能招兵的范绍增，范绍增也需要杨森的番号和地盘。关系好的时候，双方各取所需；可这种结合并不牢靠。部队听谁的，军饷由谁筹，防区里的税收落到谁手里，才是当时川军内部最实际的问题。
当时四川的防区格局，更让这种矛盾不断放大。一个师长只要守住几座县城，就能就地筹款、招兵和任用人员。时间一长，部队往往先认带兵的长官，再认更上面的军部。杨森要收权，范绍增自然觉得自己的根基受到威胁。
1927年5月，杨森率军由万县东下，进攻武汉方面。范绍增所部随军出动，在湖北仙桃一带遭到重创，范本人负伤退回四川。杨森此战损兵折将，威信受到影响；范绍增虽然吃了败仗，却没有因此交出自己的队伍。
回川以后，范绍增继续利用旧有关系补充兵员，对防区事务也越来越自行做主。当年秋天，他还暗中出人出枪，支持大竹地方团练驱逐杨森派驻当地的白驹部。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普通的部属违令，而是在削弱杨森对地方的控制。
杨森最担心的，正是手下将领借一次败仗脱离掌握。范绍增手里有兵，在地方上又有人响应，一旦继续发展，很可能成为第二十军内部另一个中心。因此，年底那场宴请并不只是吃饭叙旧，而是杨森处理范绍增的一次机会。

范绍增能在混乱局面中多年不倒，靠的不只是胆大，也靠对危险的敏感。他提前获知杨森要动手，没有带大队人马硬闯军部，更没有当面翻脸，而是选择子夜离开。汽艇顺江而走，先把性命和指挥权保住，再谈下一步。
这条逃路本身也很关键。万县、长寿都在长江沿线，汽艇比陆路更快，也更方便避开沿途关卡。范绍增只要先回到能够调兵的地方，杨森再想用军令解决他，就已经来不及了。
抵达长寿后，他很快联络郭汝栋等杨森部将，通电讨杨。原先藏在第二十军内部的裂缝，由此全部摆到台面上。范绍增后来又获得川鄂边防军司令的名义，开始组织力量反击老上司，昔日同一支部队的人转眼就在川东兵戎相见。
不过，这场冲突并不是范绍增一个人带兵杀回去那么简单。进入1928年后，杨森因收留吴佩孚等问题被南京方面免职，刘湘也趁机策动杨森部下分化。赖心辉、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等力量先后卷入，形成所谓“四部倒杨”。
几路人马看起来声势不小，实际各有打算。有人想保住番号，有人想扩大防区，还有人准备另投靠山。这样的联盟很难长期统一指挥。杨森虽一度受到重压，却没有立刻垮掉；范绍增的讨杨行动最终失利，原有防地也相继丢失。
退路断了，范绍增便转投刘湘，担任第四师师长。从这一刻起，他和杨森不再是内部争权，而成了分属不同阵营的川军将领。一次夜逃改变了他的去向，也让杨森苦心维持的第二十军进一步分裂，双方都没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次分裂对杨森的影响也没有很快过去。此后川东战事仍在延续，到1929年下川东之战时，他再次败给刘湘，控制的大片防区丢失，争霸四川的实力明显衰落。那场宴席没有当场决定胜负，却提前暴露了杨部内部的松动。
范绍增后来经历多次整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出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组织部队出川作战。1949年12月14日，他在四川渠县三汇镇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河南任职，1977年3月5日在郑州去世。杨森则于同年5月在台北去世。
在我看来，这场宴席真正值得回味的，不是范绍增如何在夜色中脱身，而是当时军阀部队为何如此容易翻脸。军队围着个人转，地盘就是收入，部下兵多了会让长官不安，长官一旦削权，部下又担心连退路都没有。

所以，宴请只是火星，仙桃败仗、地方争夺和兵权失控才是干柴。范绍增逃走后立即联络旧部，杨森则设法稳住自己的核心力量，双方每一步都出于自保。可在这种规则里，所谓忠诚往往经不起利益变化，真正承受战乱代价的，仍是沿途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