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8月，失踪了三个月的侍王李世贤突然出现在汪海洋军营门口。汪海洋大为惊恐，几天后便设下鸿门宴，将李世贤暗杀。
1865年8月23日深夜，广东镇平城内，一场接风宴刚刚散去。四天前还被认为已经死在闽西乱军中的李世贤，此时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杀他的不是清军追兵，而是名义上受他节制的康王汪海洋。
这场暗杀看上去只发生在几天之内，杀机却早已埋下。天京失守后，太平天国原有的指挥中枢崩散，南方各路人马只能靠主将自行筹粮、招兵、寻找落脚点。谁控制军队，谁就有发号施令的本钱，过去的上下级关系也越来越难约束各部。
李世贤的分量，恰恰让汪海洋无法安心。他是忠王李秀成的堂弟，长期在浙江、江西、福建一带作战。到太平天国后期，他的官爵、资历和军中影响力都在汪海洋之上。南方余部若要重新合成一股力量，不少将士首先想到的仍是侍王。
1865年春，清军加紧进攻福建。李世贤经营多时的漳州难以继续固守，只得率部向闽西撤退。撤退并非整齐转移，沿途道路狭窄，粮食紧缺，各部又被追兵不断截击，原本庞大的队伍很快失去秩序。
到了永定一带，李世贤部遭受重创。他曾要求汪海洋策应，但汪海洋更关心保存本部，没有拿出足以改变局面的援助。李世贤败退渡河时与大队失散，身边只剩少数随从，随后连这些人也走散了。
主帅突然没了消息，军中最先发生的不是寻找，而是重新分配权力。李世贤残部陆续进入汪海洋营中，粮饷、武器和编制也被接管。汪海洋还处置了李世贤旧部中的重要人物，使这些临时依附的队伍逐步变成由他直接控制的人马。
在汪海洋看来，这笔账似乎已经算完。李世贤失踪近三个月，又是在渡河后音讯全无，活下来的希望不大。只要侍王不再出现，他便能顺势成为闽粤赣边太平军中最有实力的统帅。
可李世贤没有死。他剪去容易暴露身份的须发，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在山林和村落之间躲避搜捕。白天不敢走大路，夜里辨着方向赶路。昔日随从成群的主将，只能靠零散食物和沿途打听消息向广东移动。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1865年8月19日，衣着破旧的李世贤来到镇平。身份确认后，消息立刻传进营中。汪海洋不得不亲自迎接，礼数做得越周全，心里的恐惧反而越重。
李世贤一回来，汪海洋面前便摆着三道难题：漳州危急时为何没有全力救援？侍王失踪后为何急着吞并其部众？那些被处置的旧将又该如何解释？任何一件事追查下去，都可能让他失去军心，更可能失去已经到手的兵权。
局势很快出现变化。李世贤过去的部下纷纷前来相认，有人诉说这几个月的遭遇，有人希望他重新主持军务。李世贤当时身边没有自己的卫队，也没有立即控制营门和粮械，只能住在汪海洋安排的地方。这给了对方一段很短的动手时间。
汪海洋判断得很现实：李世贤此时看似孤身一人，但只要再等几天，旧部便可能重新聚集。到那时，他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逃难归来的落魄主帅，而是一个能够凭威望收回军队的人。
七月初三，即公历8月23日，汪海洋以接风为名设宴。后来人们把这顿饭称作鸿门宴，并不只是因为李世贤当夜被杀，更因为宴席上的客气只是遮掩，真正要解决的是军权归谁。夜深以后，李世贤遇害，五名亲近将领也被一并杀死。
事情发生后，汪海洋把李世贤说成已经投靠清军、潜回镇平充当内应，试图为杀人寻找理由。这套说法难以消除疑问。将士们清楚，李世贤历尽艰险才回到军中，而他刚出现便被除掉，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已经接收其部队的汪海洋。
从表面看，汪海洋保住了最高指挥权，实际上却把自己推到更孤立的位置。部将们开始担心，今天能以“内应”的名义杀李世贤，明天也可能用相同办法清除别人。军队还在，旗号还在，内部最重要的信任却迅速消失。
此后，一些将领带着本部离开，有人向清军投降，有人各自寻找生路。汪海洋试图北上，受阻后折回广东，并于1865年12月攻入嘉应州。这个选择像是在连续奔波后寻找一座暂时休整的城池，却也让部队陷入清军合围。
1866年1月28日，汪海洋出城作战时中弹受伤，至2月1日死亡。谭体元接掌余部后放弃嘉应州突围，不久再遭失败。距离李世贤在镇平遇害只有五个多月，南方这支太平军主力便基本瓦解。
李世贤之死不能只看成酒宴上的个人报复。它反映的是末期军事集团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央权威消失后，各部将领把自己的兵马、粮饷和地盘看成生存根本。名义上的主从关系还在，实际服从却要看谁掌握实力。
在我看来，汪海洋杀掉李世贤，确实暂时消除了夺权风险，却没有得到真正稳定的统帅地位。军权不只靠控制营门和除掉对手维持，还要让部下相信主将不会随意清洗自己。汪海洋赢下了几天内的权力争夺，却输掉了军中最后一点互信。外部围剿让这支队伍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内部火并又使它失去重新整合的机会。镇平那一夜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结局，而是一个已经处在危局中的集团，怎样因猜忌继续加快自己的崩散。